胶济铁路风物史

    胶济铁路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从最初的设计到建成与青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胶济铁路映射着那段硝烟四起的岁月，通过这条铁路前世，我们更能看清历史上的人和物，思考那个落后年代国人的凄凉，感悟今天和平盛世、国富民强的得之不易。

    说起胶济铁路，时光回到1898年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签订之时，被觊觎了近三十年的胶州湾正式进入德国时间，也成为德国三十年后租借掌控胶澳的欲望之源头。

    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签订不久，德国14家银行通过辛迪加银团贷款的方式相继成立了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山东铁路公司、矿务公司，联合向胶济铁路及沿线矿业投资。资金问题解决以后，1899年9月23日，胶济铁路建设工程在青岛正式启动。

    至1904年6月全线通车，胶济铁路按照德国政府1899年6月1日颁布的《特许山东铁路公司建筑铁路及营业条款》预定的建设周期如期完工。此后，胶济铁路承载了青岛至济南往返一百余年的时光重量和风物人情。

    如今，从来没有或者说至今仍然没有人在山东的上空俯视胶济铁路完整的样子。越是细微的验证，越是看不清它蜿蜒的样子。  

    持平者袁世凯

    曾担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任职期间正值政局动荡的时期，胶济铁路的建设也是困难重重。建设初期村民的强烈抵制如果说是内忧的话，那么，德国对胶济铁路施工进度的关注则成为外患。

    胶济铁路开工时所遇到的困扰让人始料未及，从安抚到镇压，从迁坟费到与德方谈判，可说胶济铁路的建设初期难题一波接一波，应验了那句老话“万事开头难”，山东巡抚袁世凯因不止休的胶济铁路沿线居民与德国人的纷争而周旋。周旋过程中，为解决争端，袁世凯努力推进商定《胶济铁路章程》，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在谈判过程中，同样一件事情，袁世凯在陈述基本情况以后，却用两套全然不同的语言体系与官、与民说明，从中可以窥见袁世凯的个人性格、处事能力和不俗情商。

    然而《胶济铁路章程》签订后三个月，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十一国同时宣战，开始了动荡的年代。

    微观实践者栾宝德

    与胶济铁路带来的山东经济中心从烟台转移到青岛的宏大相比，生于1890年的栾宝德是更显著的微观实践者。

    发生于1905年的空间转折满是历史的玄机。栾宝德从烟台到青岛求学的这一个人行为与山东经济中心从烟台移至青岛的时机不谋而合。一个人的身影，无意为一个时代的变化搭好了舞台。

    启蒙学堂的建立，“文会馆”的成立，从烟台转至青岛的礼贤书院，乃至后来德国人所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德华大学），都成为胶济铁路人才培养的摇篮。据栾宝德回忆，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共设有工、农、医、法四科。其中，工科学制四年，医科学制五年，农、法两科学制三年。除汉文外，其余各课都由德国人担任教师，德语授课，各班设有一名翻译。同时，在预科附设为期一年的德语速成班。

    为配合学校工科课程，在德国驻青岛总督瓦德克的支持下，德国各大工厂企业捐助各类机器设备，以扩充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工科设备。栾宝德留校任助教，曾亲手接收德国各工厂企业捐助的各种机器约六十件，其中包括一个火车头及有关铁路机件。

    为方便铁路的建设施工，需要完整的运营实施方案，其中包括铁路工厂的建设，以降低建设成本，加快进度，也可以解决铁路后期的维修保养问题。在当年的运输条件下，一个部件从德国到青岛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这无疑是影响建设的最大困难。

    1900年12月，胶济铁路四方工场便开始组装从德国船运而来的洪堡机器制造厂、博西格机器制造厂生产的机车，到了1901年10月，四方工场已组装完成了13台时速每小时60公里的蒸汽机车。

    栾宝德在十年前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亲手接收的火车头和铁路机件仿佛一个终生摆脱不掉的隐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几年，“鲁案”经华盛顿会议终得解决，胶济铁路也于1923年正式接收。1925年7月，栾宝德由津浦铁路济南机厂调入胶济铁路，长期担任四方机厂厂长。

    时代同行者崔士杰

    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的第二年，1905年，以设立学部为标志，科举制在中国正式宣告结束。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在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的呼吁下，自1896年开始，东渡日本留学成一时风尚，模拟日本“学成归国，用为将相”的治国兴国强国的方法相继在各省推广。

    山东开始大规模派遣留日学生，除官费生以外，越来越多的自费生也主动出海，18岁的崔士杰也从临淄出发抵达日本开始求学之路。两度日本求学的经历让崔士杰不论眼界还是格局都开阔了很多，他对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关心从个人发展到更大格局，针对百废待兴、百端待理的中国，崔士杰提出第一步从国防入手的策论。

    崔士杰第二次在日本求学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日本从龙口登陆经即墨到青岛对德宣战，很快德国宣布投降。日据青岛后，德国在青岛以及山东的一切权益皆由日本掌控，胶济铁路遂归日本铁道联队管理，回国后的崔士杰便到了山东交涉署任第二科科长。

    在华盛顿会议上，崔士杰被调去任鲁案青岛接收善后督办公署秘书，负责交涉中的具体翻译工作。据崔士杰回忆，会议中，中日双方为赎回胶济铁路的估价争执不下，曾一度暂时休会。最终的结果就是四千万日金作为铁路赎金，年息六厘，并以胶济铁路的全部收入作担保。随后，崔士杰与青岛政界、工商学界知名人士和社会名流参与起草了《青岛市暂行条例草案》，胶济铁路交涉总算告一段落。

    1923年，崔士杰来到上海吴淞，出任由王正廷于1920年集资筹建的华丰纱厂总经理，此后相伴崔士杰一生的纺织工商事业就此开始。其实，这并非崔士杰一人因缘际会的选择，就当时的中国以及世界形势而言，纺织有绝对的工业话语权。以青岛为例，自1916年7月在四方开设内外棉会社青岛厂开始，至1923年11月在沧口设立宝来纱厂，日本在胶济铁路四方站至沧口站沿线共设了11家纺织厂，选址胶济铁路附近，一来可以方便设备物料的运输，二来可以满足成品的装卸，这10公里的范围成为青岛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工业的主力队员。

    1929年5月，胶济铁路管理局由局长制改为委员制，崔士杰到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对崔士杰而言，这是一份全新的事业，胶济铁路管理局医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更是一个新职务。在这期间，崔士杰深感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意义重大，感觉到教育问题是中国今日一切问题的根本。基于此，青岛小学、青岛铁路中学在历史的背景下建立起来，渐渐规模初现，就连学生宿舍之类的配套场所，也都在那个年代一一得到妥善解决。

    在崔士杰看来，作为一个连接社会的系统，教育的纵深感很强，教育的触角很深，教育的影响很大，某种意义上，教育的生态系统事关整个社会、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