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首先要遵循党章

    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党内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党内效力。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党章建设，不断探索通过党章建设来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党的纪律建设的不断完善对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起到重要作用，反过来又使得党章的崇高地位更加稳固。

    党章是从严治党的总章程

    中国共产党党章是关于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纲领和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党章反映党的学说发展的状况，反映革命事业发展的进程，反映党的建设的成熟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党。近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政党在成立之初都得制订自己的章程，以此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规范约束其成员。中国共产党为完成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策略，而且更需要一个科学的章程。列宁指出，“章程是组织性的正式表现”。“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在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存在、发展和各项历史使命，首先就要拥有科学的党章。能否拥有科学的党章则是党能否组织统一、行动一致的先决条件。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具有最高的权威，最大的效力，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准则。

    党章中的制度和法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不像普通的政策法规具有的灵活性，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是在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然后集中全党的意志制定的，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具有“管总，管久”的特点。“文革”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党内的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仅仅归咎于个别领导人，要深入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将其上升为法规、制度固定下来。如果仅仅将经验上升到理论而没有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作为保障，那么理论终归还是理论，不会应用到实践中，失去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意义。党的一些优良传统和作风，也要制定和形成良好的制度才能坚持下来。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法规建设，就必须遵循党的根本法规——党章。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走过的97年历程表明，党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法宝之一就是健全党纪党规、加强监督机构以及严格执行党纪，这些纪律建设的举措归根溯源就是党章建设。“铁的纪律”是我们党区别与同时期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以党章为遵循的纪律建设的保障下，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建党之初只有50余名党员的小党、弱党，发展成为如今拥有89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强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强调要“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党章中有关“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

    纪律建设一直伴随着党章建设，回顾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轨迹，对于揭示从严治党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初创与探索时期

    一大至二大，党的纪律与党的组织同生同长。一大纲领奠定了纪律的雏形，规定了“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等纪律，为幼小的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得以生存提供纪律保障。二大党章首次专章规定“纪律”，其中第四章“纪律”是专门为加强纪律建设而设立的，第一次强调了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性，纪律建设由此开始在党章中以明确的文本登上历史舞台。二大党章中诸如“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等条文对维护党在政治上集中统一领导，党始终拥有“铁的纪律”起了重要作用。党的三大在细化了党章中组织纪律的程序性规定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强化了组织纪律，完善了入党手续。期间，曾参加过党的一大的周佛海，在从日本归国后，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打得火热，不断散布对党不满的言论，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多次规劝，但周佛海依旧我行我素，最终党组织依据党章相关规定，将其开除出党。四大党章基本上重复了二大、三大党章关于党的纪律的相关规定。1927年党的五大召开时党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愈是艰难困苦之时，愈是要保证号令统一，令行禁止，因此，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任务也就更加迫切地提了出来。为应对局势的变化，党的五大首次提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 “政治纪律”这一概念的产生在党的纪律建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构成了党的纪律的核心要素，遵守党的纪律，首先就是遵守政治纪律。五大党章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员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的认识，指出：“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六大党章突出强调“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明确了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操作性规则，对于建党以来党内出现的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种倾向对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有了深刻认识，同时也对组织纪律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顾这段党章史，从五大党章所讲的“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到六大党章所指出的“最高责任”，虽然本质性的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明显进一步强化了对党员和党组织遵守纪律的约束，标志着党对自身纪律建设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七大党章是民主革命时期最成功的一部党章，首次增加“总纲”。“总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在“总纲”中旗帜鲜明地严明党的纪律，表明严肃党的纪律的对革命事业的巨大影响。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在抗战爆发以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它有严格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有自觉的铁的纪律”。七大党章在党章史上一个重要贡献是首次将“四个服从”写进党章，即“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作为党的组织纪律予以确立。

    （二）曲折与重生时期

    中共八大是党全面执政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党代会，党作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纪律建设此刻显得更加重要，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八大党章加强了对党员的纪律要求，指出：“党是以一切党员都要遵守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没有纪律，党决不能领导国家和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八大通过修订后的党章，确立了延续至今的纪律处分条例：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在“文革”时期召开的九大、十大，党的纪律被全面破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出现了极“左”现象，党的纪律几乎被破坏殆尽。党章中许多关于纪律的有益探索被废除，党内政治生态因此遭受极大破坏。十一大，党的纪律迎来了历史转折，十一大党章重新对党的纪律建设作出相关规定，在总纲中增写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提出“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加强党的团结”并要求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使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成熟与深化时期

    从十二大起，党章重新专列“党的纪律”部分，强化了“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这一历史经验的认识。从十三大至十九大，历届党代会的党章均是参照十二大党章修改颁布的，党的纪律建设在历次的修改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十二大党章对党员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规定比过去历次党章都更加严格，把纪律要求纳入党员必须履行的八项义务，明确了纪律处分的类型和程序，首次对纪律执行程序做了必须按照组织程序履行审批手续的规定，实现了党内监督“有组织、有纪律”，凸显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与理论自觉。十三大党章在十二大党章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具体操作流程方面作了具体规定。从党的十四大起，党章关于“党的纪律”部分开始着重强调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这一重要认识，反映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对纪律约束两类客体认识的稳定和成熟。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党章基本延续了十四大党章的结构和内容。此后，一直到党的十八大，这一部分的具体内容虽略有变化，但“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的思想并没有发生改变，十八大党章在纪律建设中突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讲党性，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表率作用。十九大党章首次将党的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布局之中，体现出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对于纪律建设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严明纪律惩治腐败，使从严治党落地生根

    严明党的纪律是惩治腐败的治本之策，是从严治党的具体实践。腐败问题能不能解决好，直接关系到党的民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稳固。处理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查处的贪官污吏级别之高、数量之多，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党的百姓心中的形象因此得到很大改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管党治党“宽、松、软”现象得到极大改观。回顾党章中纪律的发展历程，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纪律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什么时候党的发展就顺风顺水；反之，在纪律建设受到忽视的年代，也是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的时期。党章是党纪的最重要载体，党纪是一部完备的党章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党的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布局中，凸显对纪律建设的重视。现行党章规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全面从严治党，拿什么“管”？以什么为“尺度”？靠的就是纪律。将纪律挺在前面，“严明党的纪律，既是惩治腐败的治本之策，又是依规治党、从严治党的具体实践”。

    党章中的纪律规定都是最基本、最本质的规定，在党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了解党章史中的纪律建设演进，才能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知晓党的纪律建设的来龙去脉，意识到纪律建设对党的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增强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执行纪律的果断性，维护党章的坚决性，以此推动党的建设向前发展。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员干部只有将“守纪律讲规矩”作为立身、做人、做事的遵循，才能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本色，永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本质。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梦想归根到底都需要人来实现，作为先进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其中则起着引领作用，而能否引领得好，则取决于伟大工程。只要我们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党管党根本性措施，坚决贯彻中央有关纪律建设的重大部署，就一定能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坚决打赢反腐败这一场不能输的战斗，将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