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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的一生，光彩夺目，最有影响的是他在语言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2017年1月14日，汉语拼音之父、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去世，享年112岁。周有光为人低调，虚怀若谷；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淡泊明志，爱国爱民；匡国济时，胸怀天下；心系教育，热爱桑梓；豁达乐观，百折不挠；夫妻恩爱，家庭和谐……
周有光的一生，光彩夺目，最有影响的是他在语言学领域的杰出贡献。50岁之前，周有光主要从事经济工作与研究，语言文字学对他而言，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周有光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
1923年，周有光考入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有一件事给周有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报到时，周有光领到学籍卡，上面有他姓名的罗马字母拼音，圣约翰大学总务部依此管理，效率奇高。从大学一年级起，周有光对语言产生了兴趣。
1925年“五卅惨案”时，校方不许学生出校游行，引发“离校事件”，整个中文部均离开，周有光也在其中。南洋公学支持爱国的举动，是给离校老师、同学办了光华大学，两年后，周有光毕业，后在各校任教，并进入银行工作。在此期间，周有光参与了拉丁化运动。
拉丁化运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十月革命后，苏联掀起了一个被列宁称为“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在此影响下，瞿秋白、吴玉章、萧三等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字拉丁化。
1929年10月，瞿秋白在苏联学者的帮助下，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1931年5月，进一步扩展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9月的海参崴“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
该方案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被称为“北拉”，当时上海另有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拉丁化方案，二者各行其是。为此周有光写了一些文章。此前各国拼音方案均以方言为基础，周有光认为中国方言太多，应先统一语音，否则拉丁化后，可能使各地人互相看不懂对方文字。他的观点深得语言学家陈望道赞同。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
1935年12月，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联名提出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民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后因抗战，拉丁化运动转向低迷。
抗战爆发前夕，周有光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同时在沪上银行界兼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有光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之余，他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
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
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回到上海，一边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边在新华银行当秘书长，此外还担任人民银行上海区行第二业务处处长，“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恰好陈望道任校长，他对周有光说：在文化中，教育是大事；在教育中，文改（指文字改革）是大事；在文改中，拼音是大事。他劝周有光把写过的有关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收集整理，出一本书。
1952年5月，周有光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正式出版，一年之间竟连续出了4版。1954年，周有光又出版了科普类书籍《字母的故事》。
1955年，周总理点名要周有光去北京从事汉语拼音工作，任文改会下属的拼音方案委员会组长，这是文改会的另一个小组，但不对外挂牌，专门负责简化字。周有光从未想过进入这个领域，完全是边学边干。其实任何学问和事业偶然转向的背后，都有其必然：他除了古文基础好，还精通英语、日语、法语。正因为他具备开阔的语言学视野，也为他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当时，主张用汉字笔画式字母的人占多数，即便他的连襟、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反对他主导的汉字拼音用拉丁文字母。
1958年，由周有光主导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促成国际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现在人们使用汉语拼音习以为常，然而回头来看，周有光主导的汉语拼音方案，对于现代语言文字发展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汉语拼音方案》以其国际化、音素化的严密设计，使得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了科学的注音工具，为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索引排序、工业编码、制定手语等提供了前提条件。尤其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后，采用拉丁文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推广普通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这些层面讲，周有光是受之无愧的“汉语拼音之父”。
20世纪40年代，周有光在美国工作时通过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何廉牵线，和爱因斯坦有过交往。由于两人领域不同，因此仅仅聊些生活琐事。印象中的爱因斯坦非常友好，穿衣不讲究，也没有名人架子。由于无法进行专业对话，所以他对于爱因斯坦的记忆、印象并不深刻，而爱因斯坦“人的差异在业余”之名言，周有光一直记在心里。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并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周有光对于教育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常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在谈话集“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一文中，他回忆了早年接受学校教育的往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大一时，学校图书馆的报刊非常多，其中一名老师对周有光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后来，周有光按照老师讲的方法看报，思考问题的习惯逐渐养成。这种主动思考的阅读法，对他后来的影响极为深远。
一般来讲，人老了，思想难免守旧，对新鲜事物或多或少存在抵触情绪。尤其是近年出现的“网言网语”，社会上存在各种不同看法，周有光并没有排斥网络语言，而是秉持开放的态度。他认为，网络语言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妨碍人们规规矩矩地写文章。“至于这些网络语言好不好……我认为没必要发愁。因为一个东西创造出来，会玩的人自然会创造好玩的方法。我认为一个凭空创造的事情开头都是不成熟的，假如长期不成熟，必然会被淘汰；假如是好的，将来会被大家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