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选官制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选拔官员？

    在中国，科举制产生之前有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从最早的贵族、门客，到军功、推荐（察举、征辟、孝廉），再到九品中正制。隋唐起，我国开启了科举制度。

    最早时候的世袭制

    西周是一个封建制的贵族国家，这里所说的“封建制”指的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制度。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而不是后来君权至上的扁平化社会。孟子对这个社会有过一个理想化的描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天子也好，诸侯也好，虽然是君主，但他们和卿、大夫相差并不远，只是在等级上高了一点而已。

    西周主要采取世官制，虽然这个制度到了春秋时期开始有所松动，但依旧占据主流位置。从《左传》中发现，许多家族都是世世代代为卿，比如晋国的荀、范、栾、韩、赵、中行，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高、国，都是如此。到了战国时期，世官制度就整体性的崩溃了。

    让官员举荐官员

    对选官制度来说，战国是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这个时期没有一个稳定的选官制度，呈现出的方式非常多元。以秦国为例，就有军功、举荐、宾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多种方式。

    商鞅变法制度的二十等爵制，是最典型的军功选官制度。这种制度的缺点是，有军功者未必擅长治国理政，打天下的未必就能治好天下。因此，随着官僚制度的成熟，把任职与赏功区分开来。

    汉朝建立后，中国进入了很长的统一期。大一统的帝国需要一个稳定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不仅要考虑选拔人才的效率，还必须兼顾政治上的平衡。汉朝选择了推荐制。由于帝国的复杂性，也存在其他一些入仕途径，比如为了照顾高级官员，有“荫子”；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有“纳赀”等等，但主流仍是举荐。

    举荐包括两种，一种叫辟召，一种叫察举。辟召就是高级官员可以自己招募下属，进入仕途。但更重要的是“察举”。所谓察举，是指官员们进行考察后，向朝廷举荐人才。察举又分为两种，刺史以上的高级官员举荐秀才，郡守推荐孝廉，所谓“州举秀才，郡举孝廉”。

    被推荐上来的人选，需要经过书面和口头考试。内容以推荐科目不同而有所差别。这些科目中，有一个叫直言极谏科。要求考生对当朝时政得失作出批评，并且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叫作“对策”。汉武帝的名臣董仲舒就是因为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而被选拔上来的。于是，在唐宋以后的历朝，正常用人渠道之外，“直言极谏”成为人才脱颖而出的特殊通道。

    唐代的科举制度，特别是进士科，主要考试不是死记硬背，除了诗文写作才能，最重要的是“时务策”。进士及第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叫“官资”）。初任官的入职考试，与任期结束等待新职位的前任官员的考试同时进行。吏部组织的考试内容，包括身（身体条件）、言（言谈表现）、书（书法水平）、判（处理复杂政务和案件的能力）四个方面。“判”的考题一般选自国家大事的问题和疑难案例，考察熟悉法令程度与处理事务能力。一个官员在晋升到中高级职位（五品以上）之前，每调任一个新的职位，都有一次任职能力的测试。这种测试结果与其上一任期的政绩结合起来，是拟定其新职位的主要依据。

    除了初次入仕的各种选拔手段，更值得今人关注的，是进入官场之后的选任和提拔机制。政绩是选拔的基础条件，而政绩的考核除了“GDP标准”（赋税征收）外，最重要的是民生问题，如户口的增殖、社会秩序的和谐等。

    九品中正制

    一直到汉朝崩溃后，中央政府才对察举制有了一个大改动，这就是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起始于曹魏，定型于晋朝。该制度大体意为：察举的本质保留，但不再以“德行高妙”之类为标准，而是让察举者对人物进行评议，分为“上上”到“下下”九个品级。品级越高，入仕时的官品就越高。一般来说，人品与官品大约相差四品。谁来“品”呢？如果按照汉朝的办法，应该是地方官员，但魏晋朝廷让中央官员兼任州郡的“中正”官，对人物进行评议。

    这与汉代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汉代，大家进入仕途是平等的。但九品中正制给入仕官员划分了严格的等级。人品不同，上升空间也就不同，这就导致在官场里产生了“清流”和“浊流”之分。第二个大不同是这个品评的权力被集中起来了，尤其被集中在“州中正”的手里。地方官员要考虑到当地舆论，而州中正是中央官员，在这方面的顾虑要小得多。让一个小圈子的人去接着选下一波小圈子，结果可想而知，高级职位很快就变成了他们的囊中物，这个小圈子也就成了所谓的门阀。

    除了年终考核，任期结束的考绩，平时的巡视制度也是考核官员的重要途径。汉武帝最早建立了系统的刺史巡察制度。全国划分为13个巡视区，设十三部州刺史巡察。此后唐太宗十道巡察、唐玄宗十五道按察，明代的十三道巡按，莫不继承此制。

    巡视制度的特点，按照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的说法，人数众多，“秩卑权重、职广位显”。因为“巡视员”（刺史、御史）级别比较低，相对而言，不那么世故，具有一股锐气，敢于揭发检举地方大员的渎职行为。加上以朝廷特派员的身份出巡，位尊权重，具有震慑作用。东汉李固为荆州刺史，揭发郡太守的贪腐行为，大将军梁冀一再维护说情，李固就是揪住不放，丝毫不给权臣面子。

    与汉代的巡视制度主要是对地方一把手的监察不同，隋唐以后的巡察使、按察使，比如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六察”，扩大了督察范围，不仅是地方一把手，还包括所有品官。监察的重点也从地方社会治安，转为着重监察地方官员的理政能力，对中央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虐民害政情况。

    走向科举制

    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出现了。这个制度的颠覆性，远远超过了设计者的想象。这个变化的背后也存在一个大背景，那就是皇权的上升。皇权是世袭的，但皇权很厌恶皇家之外的世袭；皇权对臣民是讲等级的，但皇权厌恶臣民中间等级众多。贵族和士兵都是对皇权的约束，世官制和举荐制也都是对皇权的不便，相比之下，科举制对皇权来说就是最理想的一种制度。

    唐代的考课制度最有特色，通常是每年一小考，三四年任期结束有大考。考课的标准，一般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在个人品德、工作作风、待人态度等方面对全体官员的共同要求，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与职责，对官员的个人才干和工作成绩提出的不同的原则性要求。比如主管教育的官员，“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地方州县官，“礼仪兴修，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对于主管仓库出纳的官员，“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

    在任职标准确定的情况下，对官员的考核，分为3级9等。列入第一级的都得达到任职目标（“最”），只是在“四善”上分出优劣，分为上上（一最四善）、上中（一最三善）、上下（一最二善）这样3个等级。

    官僚体制中，职官与胥吏的考核不同，任职也有重大区别。“职官”（品官）是政事的决策者，由中央任命，经中央考核。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吏”（胥吏、令史）是具体文书事务的操作者（一般公务员），有另外的选拔和考绩方式。

    但是走出这一步的话，确实存在很多未知风险。唐朝君主对科举制的态度就有些犹豫。唐朝的入仕途径有很多，科举出身的官员并不占多数。而且唐朝的科举很多地方不太像科举。比如考试前，考生就公然请托，四处活动，还跑到考官那儿献诗献文，称之为“温卷”。经常出现考试还没进行，前几名就已经定下来的情况。

    但科举制的发展终究是不可遏制的。唐朝越到中后期，越看重进士出身的官员。从朝廷到民间都认可了科举制的“正途”地位。科举制对中国的影响过于复杂，早已溢出选拔官员这一层面。它带来的利弊得失很难衡量，而且利弊标准也往往依赖于评判者的价值偏好。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在唐朝发生了这样一场巨大变革，将中国政治文化史齐腰而斩，分割为面目迥异的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