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几点思考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王一川

    不再一般地使用中国美学精神而是提中华美学精神，这一修辞策略在当前应有特殊的意义和针对性：它不再是一般地指汉民族美学精神所代表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新的意义上特别地指包括汉民族美学精神在内的中华多族群美学精神的交融体。中华美学精神本身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演变和在空间维度上持续交融的历史性过程，有着多层面构成。

    首先，从族群形态看，中华美学精神可以视为中华我者与外来他者之间的长期的文化涵濡（Acculturation）的历史性成果。涵濡这个人类学术语原来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因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文化变迁的状况，在这里可借用来指中华我者与外来他者之间发生的内在、微妙而又重要的隐性变化过程。正是中华我者与外来他者的长期的文化涵濡产生出一种异质交融的新美质——这正是构成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层面的东西。这样的中华美学精神本身就并非单质物，而是中华多族群生活方式的持续交融体。

    其次，在哲学思维上，中华美学精神的构成可以视为以道、气、阴阳及气韵生动等系列学说为特征的中华思维方式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再次，在审美习惯上，中华美学精神的构成与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对那种富于“兴味蕴藉”的审美对象的偏好有关。

    最后，在人生境界上，中华美学精神的构成还需考虑我们这个作为多族群联合体的国家内部不同族群审美趣味之间的相互交融与共生状况，这突出地体现为一种有关人生境界的层层上升的追求，如“和而不同”等。这样理解的中华美学精神，应当为当今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各民族文化贡献出中国人才有的独特美学智慧及其价值系统。

    中国美学与生命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余开亮

    中国传统美学在个人心灵空间、世界自得之场、审美与艺术意象、审美之境等方面的理解都贯彻了一种生命精神，或者说这些本身就是生命存在方式的多维展开。在生命审美精神的涵摄下，这种生命存在方式的多维展开又合异为同，鲜明地体现了传统美学对个人生命与万物生命的极大关照。同时，传统美学总体上是奠基于主客不分的有机整体世界观和知情意不分的有机整体生命观上的。一方面，古典美学打破了人与外在世界的主客分际，把人与万物的产生根源于宇宙天道之中，并通过自身的生命感悟和生命实践最终回归天道，从而与天道一体任化，共存共在；另一方面，古典美学没有对人性结构进行认知、情感和意志的严格区分，而是把生命整体流贯一体，身心一如。这种美学既不是去追求审美和艺术方面的知识，也不是去满足感性欲望的宣泄，它关注的是生命如何去获得理想的存在方式问题。审美的意象感召、玄化内在的生命，让人从日常生活抽身而出，在生命创构的独特新境里，使得自我的生命与宇宙生命一体共在，感受着生命的本真姿态，这才是中国古典美学作为生命之学的意义所在。

    时至今日，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精神依然有着可贵的时代价值。在传统美学打开的世界自得之场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处于一种“美美与共”的和谐、平衡关系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个人生命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一体，何尝不是古人今人相同的审美理想？同样，传统美学所创构的心物一体审美意象世界及由之佐证的生命审美之境，既呈现了审美与艺术的生命情怀，又给人提供了一种身心安顿的精神家园。这就表明，审美与文艺活动应不局限于经验世界的束缚，不受制于形式主义的技巧、感官主义的享受、商业主义的炒作，而重新回归对生命存在与生命精神的关注。

    人生与社会相结合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探索

    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  王德胜

    以宗白华为代表的把“人生体验”追求与“生活改造”理想相结合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探索，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内在的美学情怀方面，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重要借鉴。

    中华美学始终强调审美价值创造过程中个体体验与心性修养的统一，并从这种统一出发，审视和评判诗文、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形态，努力追求个体体验向心性修养境界的提升。进入20世纪以后，面对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危机、现代中国文化重建的紧张，宗白华等一批美学思想家高举生活改造的思想旗帜，一方面在思想资源方面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心性修养追求，将个体审美体验与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强化艺术实践、审美活动向内的人生指向；另一方面又着力将这种向内的人生指向、人的自身改造追求，与向外的社会实践目标结合在一起，主张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的发扬和彰显，以内在的人生价值信仰之美来普照整个社会人生的改造前途，以此实现现实生活品质的提升。在这样一种思想探索中，人的具体生活现实恰恰成为实现文艺价值功能的具体前提：以“生活改造”为功能目标的文艺实践，没有因具体生活的有限性而舍弃之，相反，将具体生活当作实现文艺价值功能的具体实践领域，把“人生”的永恒性与“生活”的现实性、个体生命的精神价值与社会改造的实践价值，同文艺实践的现实目标与文化责任统一在一起。如此，既深刻延续了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生命精神，又对现实人生的发展前途给予了深切关注；既坚守了人生的精神指向，又落实了文艺实践的现实目标。

    现代中国美学的这一思想探索，可以引导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更加辩证地思考文艺实践与现实的关系，也为我们在努力传承中华文化、中华美学精神的过程中，更加积极地把握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方向、完善文艺实践的价值功能，提供了一个极富意义的范例。

    汲取中华美学的精神营养，是提振当代文艺的必要条件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丁振海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这其实也正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精义所在。真、善、美是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概念。在中华美学中，真包含着情、志、景、境、事、意、理诸方面之真；善则是与恶相对立的一种肯定性的道德评价；美则要承载着真善并给人以感性的愉悦。很显然，以真善美的标准来衡量，当下的文艺创作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肆意歪曲事实，胡编乱造历史谓之失真；迎合低级趣味，甘当市场奴隶，以欲望代替希望，以快感冒充美感，谓之非善；荧屏舞台上虚情假意、忸怩作态更是毫无美感可言。当然，这类作品仍属少数，更多的则是平庸之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作家艺术家端正创作态度，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勤学苦练，提高创作本领。而从中华美学中汲取向上向善的精神营养和发现美、感悟美、表现美的能力，也是提振当代文学艺术的必要条件。与西方美学非常重视真相比，中华美学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对《韶》乐的评价就是“尽善”“尽美”。儒家经典《诗大序》高度评价文艺的美与善相得益彰的道德教化作用：“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我们的文艺观固然与古人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要求美与善的一致上，古人仍可给当代以有益启发。

    习近平在“讲话”中非常重视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希望文艺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他指出，“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中华美学是生命的感悟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李世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中华美学是研究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一门独特的学科，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思维和民族学理特色。中华美学的根基是讲仁爱、重诚信、尚和合、求大同，是入世又出世的人间情怀，是生命的感悟，这种美学精神是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国戏曲追求的精神内核。京剧中一部部精彩剧目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其内容本质就是中华美学内涵所在。中华美学精神讲求营造意象的诗性与写意品格，这也是中国戏曲美学的主旨所在。戏曲的虚拟性、写意性就是中华美学“美在意象”最集中的反映，戏曲的艺术表现形式浓缩了中华美学精神。

    梅兰芳先生深谙中华美学传统。他曾说过：“中国的古典歌舞剧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有其美学基础的。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失去艺术上的光彩。”他无论演什么样的人物，都能表现出人物特有的神韵，给人以特有的美感。他的有个性、有特点的美学追求是对中国戏曲艺术的新贡献；马连良先生精通服装搭配，他的蓝官衣、老斗衣最寻常又最不寻常，往往令人印象深刻，极为醒脾。

    美学貌似高深，然而只要选对了形式，便可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为丰富美学教育内容与形式，可请资深戏曲美学研究专家、资深表演艺术家从不同层面进行面对面的课堂教学，增加互动，让美学以点点滴滴、生动活泼的形式化入学生心田，让学生们懂得民族戏曲，懂得美学。

    总之，应本着非功利的心态，端正普及美学教育及戏曲美学教育的态度，以开放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多角度、多思维的美学品鉴、欣赏引导，从而达到真正的美育目的。

    中国美学与生态智慧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程相占

    中国美学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中国美学精神的感召下，中国古人对于自然万物采取了非常节制的态度，正如苏轼《赤壁赋》所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天地万物各有其生存目的和内在价值，它们并非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人类对于它们的态度应该是审美欣赏，也就是苏轼所说的适性娱情：“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这篇名作并非讨论审美理论，但是非常精彩地表达了中国美学精神及其生态智慧，我们今天可以将之概括为“共适”二字：人与人之间固然可以共同欣赏天地之大美，但人也应该让万物各随其时，各得其所，各适其性。这就是说，“共适”所描述的不仅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应该是人类与万物之间的合理关系，可以简称为“与物共适”。

    中国美学精神的深层哲学结构可以概括为“人生天地间”。其明确地表达在号称“群经之首”的《易经》之中：“《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根据这种哲学观念，中国艺术美学一直明确地将自然放在优先位置，围绕“造化”这个核心理念，形成了一整套富有生态意蕴的理论思路。

    简言之，中国艺术美学遵循的哲学原则是老子所说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里所说的“不敢为”是指不敢去违背事物自然本性的胆大妄为。人的作用应该是“辅万物之自然”，即辅助助万物在自然节律中自然生成。

    生态美学的理论要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十六字：美者自美，因人而显；生态审美，生生不息。这十六字正是对于中国美学精神的生态阐释和当代转化，集中体现了中国美学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文艺鉴赏标准应来自美学

    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程勇真

    用美学的观点来评判和鉴赏文艺作品是对美学研究的正本清源。艺术是美学研究关注的中心。因为艺术作为人类经验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源于人类内心最原始、最永恒的冲动，即人类灵魂内部都有着对真、善、美的向往。

    目前，人们评判和鉴赏文艺作品大多持守一种经济学的观点，用经济效益的大小作为评判文艺作品是否成功和优秀的标准。从经济学的视点出发评判和鉴赏文艺作品固然是当下消费社会大众文化逻辑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逃离这个情境。因为大众文化对艺术的一个基本规定就是必须突显艺术的通俗性和娱乐性，重视艺术的娱乐功能及经济功能。在这种情境下，艺术首先不仅仅是艺术，更是文化工业的一部分，是文化工业资本运作的有力结果。但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与其他经济商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娱乐消费的产品，更是一种内在精神与灵魂的外在表现。一味地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评判和鉴赏文艺，不仅会造成艺术的媚俗特征，使艺术在自然主义的层面上运作，而且会抹杀艺术与其他商品的差异性，造成艺术的全面物质化和表面化，使艺术丧失其深沉的精神内涵及形上维度，最终沦为资本的奴役对象。正如当下一些影视创作者唯票房论成败，在影片的前期宣传造势上煞费苦心，而对于影片剧本、演员、剧情等方面则漠不关心。虽然，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不能完全不考虑市场反映及经济效益，特别是在制作一些耗资巨大的影视作品时更应如此。但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以经济效益作为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更不能以经济效益作为评判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

    在进行艺术评判和鉴赏时，我们必须同时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朴素的大众立场，以及卓越的艺术修养，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艺术批评者，艺术也才能散发出明媚的光辉。

    中国饮食美学的价值效用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赵建军

    中国饮食美学历史悠久。它呈象淳厚，延揽古今，储藏在历史人文的深厚积淀中。

    首先，我们需要传承一种属于我们民族自身的生活传统，这种生活传统以饮食最具代表性，而如何来实现这种传承，则依赖于我们对于饮食美学的自觉。通过呼唤饮食的自然原生滋味，让未来的生命健康得到维护底线的绿色屏障；通过人生欢愉与饮食情感的统一，让生命的乐趣在和谐的饮食氛围中得到流畅的表达；通过艺术化饮食制作理念，让生命的精致感与科学制造产品的精致感形成对话，以使一切有益于人生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因素都得到有效开发……如此种种，都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其次，我们需要提升民族饮食的美学品味。中国人的饮食美学追求纯净、中和、丰富的食用效果。在当代，随着社会饮食资源的丰富和人民生活的整体改善，从百姓饮食的美学化来提升中国饮食的质量，就越来越有必要成为推进人民幸福水准的重要举措。再次，从文化学术与学科建设角度而言，中国饮食美学史有望成为科学、工程学和文化学、艺术学共同资用的一个重要门类。诚然，饮食美学由于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它与科学、工程学的知识观念和应用开发不在同一学科层面，但有关食品的科学、工程学如果离开了美学的参照，就好比树木的修剪离开了枝干、树叶的繁茂，最终的果实结成什么样是难以想象的。

    一国之饮食如何，关系到一国之政治、经济水准，关系到公民百姓的体魄和精神，关系到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往来的对话方式和内容，关系到民族精神的现实表现和状态……如果中国饮食美学的传统及民族精神的精髓，在现代饮食中能得到很好的开掘和表达，对于有效推动中华文明的健康发展，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