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相守写大爱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称赞“红色窑工徐海东”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毛泽东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民间传颂他是“中国的夏伯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9次负伤，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而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抢救出徐海东的，是一位名叫“少兰”的女子。

    1934年11月16日，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3000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本来决定将这支部队中的七个红军女护士留在鄂豫皖根据地，但她们坚决要求跟部队走，一片哭声终于惊动了军团长徐海东：“为什么哭鼻子？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决定？”年纪最小的周少兰天不怕地不怕地说：“我们都是逃跑出来参加红军的，我不能再回去当童养媳。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我不能没有家。再说，行军打仗，难免会有战士受伤，前线需要我们呀！”徐海东被说服了。

    长征途中，周少兰和女伴们舍生忘死，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隐蔽所，及时救护。在陕南激战中，身先士卒的徐海东不幸负伤。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危险。经医生抢救，虽然止住了血，可徐海东的喉头仍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办法。紧急关头，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毅然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一口又一口地将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清吸出去。徐海东得救了！在缺医少药的战争环境里，周少兰四天四夜看护徐海东，眼不合拢，衣不解带，硬是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海东十分感激她的照顾，一次交谈中，建议她将名字“少兰”改为“东屏”，意即徐海东的保护屏障之意。不想这一改，竟促成他们日后相知相随几十年。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徐海东和吴焕先、程子华指挥部队，粉碎20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千里，威逼西安，进军甘肃，然后北上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早在北伐时期，徐海东就是叶挺所在的铁四军的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一举冲垮敌人四个炮兵连；1927年麻黄起义后任自卫队队长，号称“徐老虎”，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主豪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团头子蒋少瑗趁徐海东带游击队转战之机，火烧了徐家窑，徐海东家中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红军转移川陕边区后，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周东屏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就失去了母亲，被人拐卖作了童养媳，受尽欺凌。1931年3月，13岁的她就参加了革命，任安徽六安三区少先队大队长。1932年10月，她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小护士。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十五军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

    1935年9月，这一对战斗情侣在长征途中举行了婚礼。2个月后，徐海东指挥的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区的“围剿”，被毛泽东誉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次交谈中，徐海东向毛泽东介绍了周东屏，徐海东说：“她从小受苦，没念过书，也是个粗人。”毛泽东笑了，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起来，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徐海东很高兴地笑了。

    抗日战争中，徐海东率部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由于伤痕累累，经常发病，他经常带病指挥作战。大家劝他不听，还老话一句：“枪声一响，什么病都没有。打仗能治百病。”周东屏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又要照料孩子，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帮助丈夫恢复健康。徐海东常常感慨，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妻子既当战士，又做妈妈，实在难为她，就对周东屏说：“我们结婚太早，使你受累，不能更好地进步。”周东屏对此没有半点怨言。当死神又一次临近徐海东时，她以惊人的镇静和勇敢，挽救了他的生命。

    那是1939年9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经西安、洛阳，向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发。一路上紧张、劳累，加之天气又冷，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大口吐血，接连十几天没见好转。刘少奇将他扶上担架让人抬着走，到指挥部休息一会儿后，徐海东继续率队东进。1940年以后，徐海东积劳成疾，只能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好几次生命濒于垂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带领部队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重大胜利。

    由于病情严重，毛泽东知道后，电令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尽管日此，徐海东仍旧密切关注前线的战事。这年冬天，中原地带的雪很大，通往前线指挥部的电话中断了。徐海东不知前线战事，日夜不安，深夜他叫周东屏亲自去指挥部联系。生性要强的周东屏顶风冒雪一步步走到前线司令部，天亮时带回了前沿的消息和文件、报纸。徐海东听读了文件和报纸，欣慰地说：“只要不死，一天不能和前线失去联系。”

    1943年冬，徐海东旧病再发，吐血不止，高烧昏迷，病倒在战场上。同志们已经在绝望之中为徐海东准备后事了，周东屏没有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她把孩子托付给警卫员，天刚蒙蒙亮，便踏上了崎岖的山路去采药。之后，她请来老中医，终于又一次使徐海东起死回生。

    徐海东对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感情很深。长征中，徐海东头部负重伤，她一直守护；红军东征时，徐海东从马上摔下来，又是她日夜照看。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青年学生。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大学生。”徐海东一听这话生气了，说：“混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

    有时病痛难忍，徐海东就吼叫：“给我枪，给我枪！不能上战场，不如死了好！”他用拳头敲击着担架喊叫：“快抬我走。我要到前线去！”周东屏跟随徐海东在担架上“打游击”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徐海东看到中央发来的电报，高兴地对周东屏说：“咳咳！我这个病号，把小日本熬垮了。”周东屏想的是抗战胜利了，丈夫可以送进条件好的医院了。

    然而，解放战争的枪声骤然响起，从华中到山东，徐海东依然是在担架上度过的。战局发展不利时，病中的徐海东心急如焚，彻夜失眠。许多老战友都知道，对徐海东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战争胜利的消息。每逢前线打了胜仗，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前线的战友们很快派人给徐海东送来战报和战利品，他们有空还会亲自去看望他。

    1947年9月，中央军委给徐海东发电报，要他和一部分后方人员速从海上转移去大连。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华东战场。没想到，从山东到大连，徐海东的生命出现了奇迹。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来肺病专家和苏联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逐渐康复，在警卫员和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了。

    全国解放了，徐海东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也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

    徐海东曾充满深情地写下《赠东屏》诗一首：“尊我护我细用心，养儿育女劳其神。宾客来至盛情待，贤妻良母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