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可再生能源需政策和创新支持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时璟丽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快速进步，产业实力显著提升，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呈现出大范围增量替代、区域性存量替代的趋势。但同时可再生能源在未来发展空间、能源系统融入、政策机制保障等方面也面临愈加严峻的挑战，尤其是较高比例限电、电价补贴缺口、规划建设配套等问题凸显，亟须可再生能源政策和创新机制支持。

    2016年，一些剑指可再生能源突出问题、推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的新机制颁布，部分机制和政策的实施已初见成效。这体现在总量目标引导，加强电力系统运行管理以及扩大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来源等政策创新上。而这些也是未来可再生能源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安排。

    首先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目标引导制度的核心是，对依据各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状况和能源消费水平，制定各省（区、市）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可再生能源比重目标和全社会用电量中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指标，落实主体是地方政府部门，责任和被考核主体是各级电网企业、售电企业及发电企业。

    其次探索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考核制度和绿色证书交易机制。目前该政策尚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核心思路是燃煤火电机组将承担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配额责任，具体指标是到2020年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与其煤电发电量的比重不低于15%。

    三是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制度主要目的是缓解当前日益严重的可再生能源限电问题，其次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划分为保障性收购电量和市场交易电量。对前者，电网企业需要按照国家制定的电价水平无条件收购，对后者，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以多种方式探索电力市场化交易。

    住房市场制度建设的几个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住房的定位“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求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在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当前发展阶段新的变化和新的要求，还要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住房市场体系的完善。原来的房地产市场是面向新房市场，促进房地产业发展，加快供给增长的制度。未来，在新的城市化发展阶段，需要构建多层次的住房市场体系，既有新房也有存量房，同时也有租赁市场这样的连续住房市场体系，围绕这样的住房市场体系来安排相关制度、交易规则、监管规则等，以促进住房市场体系更加有序发展。

    住房金融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早期住房市场发展过程中，因为金融市场尚不发达，所以在住房金融制度安排上，比如住房公积金制度是鼓励需求的。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已经相当发达，而且有多元化的资金供给。未来，在住房市场已经基本形成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住房金融制度，这将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土地供给。未来人地矛盾会非常突出，我国土地供给是按照行政区划来供给还是按照人口流动和集聚指向来调整供给指标的方式？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未来的住房保障需要围绕住房可支付能力来考量，从全球经验来看，特别是全球大型城市住房保障经验来看，住房可支付能力是构建住房保障制度非常关键的基点。围绕这个能力的建设，我们要安排多样化、多层次的住房保障制度。

    城市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未来住房市场发展过程一定要打开发展的空间，而不是围绕着一个城市进行住房制度的安排、土地的供给和相关制度安排，应该在一定区域层面上，通过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发展和基础设施供给来创造住房市场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互联网金融应有敬畏之心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姜业庆

    首先，最根本的是忽视了金融的本质——经营风险。就整个金融行业来讲，其传统风险没有消失。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合规风险、操作风险等传统金融风险依然存在。就信用风险来讲，由于征信体系不健全，部分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台对投融资双方的资质审查不严格，准入门槛要求低，而且信息披露制度普遍不够完善，无抵押、无担保状态下的借款现象比较多，信用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其次，就互联网本身而言，其技术上的风险也不可小视。具体来看，进行互联网金融交易的电脑、移动设备等存在漏洞而带来的风险，是终端安全风险；互联网金融平台存在的安全威胁是平台安全风险；互联网金融交易依托的数据传输网络带来的隐患则可称之为网络安全风险。还有互联网技术成熟与否带来的风险——信息安全风险。

    再次，作为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结合的产物，互联网金融的市场风险有其独特的一面。由于便捷性和优惠性，互联网金融可以吸收更多的存款，发放更多的贷款，与更多的客户进行交易，这意味着面临更大的利率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往往发挥资金周转的作用，沉淀资金可能在第三方中介处滞留两天至数周不等，由于缺乏有效的担保和监管，容易造成资金挪用，如果缺乏流动性管理，一旦资金链条断裂，将引发支付危机；网络交易由于交易信息的传递、支付结算等业务活动在虚拟世界进行，交易双方互不见面，只通过互联网联系，交易者之间在身份确认、信用评价方面就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用风险极大。

    更为严重的是，与传统金融风险相比，互联网金融因为拓展了交易可能性边界，服务了大量不被传统金融覆盖的人群，具有“长尾效应”。恰恰这部分人群的金融知识、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相对欠缺，容易遭受误导、欺诈和不公正待遇。

    如何认识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室主任  朱彤

    认识方面的两个问题：一是“回归常识，承认常识”。什么常识？就是无论主张中国油气体制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都应承认，市场竞争是提升效率的有效机制，而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则是要牺牲效率的。你可以主张中国应该采取“政府主导”的油气体制，但如果对这一体制是为何种政策目标而存在的，这一体制运行能否实现我国能源政策的核心目标，以及这一体制运行所牺牲的“效率”是否值得等这些问题不做回答，那么我们很难说这种主张是严肃和科学的。

    二是要认识到现有体制的难点。也就是说，如果选择“政府主导”的体制，国家石油公司就要按照这一体制的要求承担相应的“政策目标”。比如，委内瑞拉、沙特等国在国内采用低成品油价格政策，沙特法律规定国家石油公司必须以低于国际市场一定幅度的价格在国内销售原油。如果选择“市场主导”的体制，那就要严格界定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国内极为推崇的“挪威模式”，政府对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经营干预极少，但政府也很早就取消了该公司在油气生产经营方面的垄断特权。

    目前我国油气体制存在这种“逻辑不一致”：一方面国家法规和政策保护国家石油公司在油气领域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国家石油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在国内市场活动。因此，我国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改革也长期沿着“不一致”的逻辑推进：在确保国家石油公司行政性垄断地位同时，推进各种“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油气体制方面的这种“逻辑不一致”是既得利益集团影响和主导改革进程的产物，且运行效果也差强人意，但在现实中却被美化为石油天然气体制的“中国特色”，甚至被个别学者称为世界石油天然气体制两大模式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推行垃圾分类需夯实法治基础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处长  穆治霖

    厘清涉及垃圾分类的管理体制和部门职责，亟待夯实法治基础。目前，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权力边界不清晰，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垃圾分类制度完善和推广的重要掣肘。通过立法明确部门职权和法律责任，是有效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首要问题。

    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全流程的垃圾处理系统，亟待夯实法治基础。由于我国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再生利用等涉及多个部门，仅从单个部门发力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只有通过法律制度的系统设计，对垃圾分类全流程、全环节加以规范，才是实现垃圾有效分类和合理利用的根本途径。形成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工作格局，亟待夯实法治基础。政府部门、地方、企业、公众、公益组织等不同主体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构建多元共治的工作格局，是推进垃圾分类的必由之路。而法律则是有效规范上述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工具尺”和“调节器”，为依法开展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活动提供制度保障。总结试点经验，提高垃圾分类覆盖范围，亟待夯实法治基础。从2000年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至今，试点工作已经有16年的时间。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形成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并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固化推广，是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抓手。破解垃圾焚烧建设项目引起的邻避困境，亟待夯实法治基础。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因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邻避困境凸显。这看似是项目建设不规范引发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类环节不完善导致的垃圾组分驳杂、回收处理难度大、污染严重等问题造成的。从这一角度说，也需完善法律法规，推行垃圾分类，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

    如何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建设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国勇

    从宏观层面看，完善的党内监督，一方面可以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党员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严格遵守我国的法规、法纪；同样，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笔者认为，当前切实强化党内监督，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标本兼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这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重要战略布局、净化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针对当前党内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加强党内监督重点是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着力强化培养党员意识、主体意识。各级党组织应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培养党员的党员意识，加强其思想教育，培养党员的党性，增加每位党员的主体意识。使每一个党员都能够严格遵守党规、党纪，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做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章规定，自觉用党章规范一言一行，做一个合格的优秀党员，把党章真正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第二，着力强化监督的重点。“一把手”“关键少数”等领导干部是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其领导的党风、政风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作用。要想优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还是要从根本上在领导干部身上找原因，把其作为重点来抓，防止领导干部为官不作为、为官乱作为、为官不善为的政治氛围，使其成为营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表率。第三，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健全问责机制，完善惩治体系，防止监督过程中的纪律失位、执行错位现象。要在现实中充分发挥好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作用，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健全问责机制，完善惩治体系，利用好当前“回头看”政策，一视同仁，严抓当前的腐败问题，努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如何推动网络音乐的全面发展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谢嘉幸、光彩集团副总裁  徐群贵

    首先是精品

    如何评价网络音乐是否是精品，确实比较复杂，然而尽力推出具有吸引力又具有导向性的网络音乐精品，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其次是平台建设

    如何把音乐人的作品通过公司团队的商业化运作，成功推向市场，是网络音乐平台建设的关键。国内的网络音乐企业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以QQ音乐、百度音乐、酷狗音乐为代表的老牌企业，他们在多年运营中积累了大量用户；第二梯队为近三四年来迅速成长的酷我音乐盒、豆瓣音乐、虾米音乐、多米音乐等企业，它们多为播放器、社区型或圈子型应用；第三梯队为新生产品，以网易云音乐、美乐时光、喜马拉雅、被窝音乐、点歌台等为代表，“出生”时间最晚，但影响力却不可小觑。

    最后是网络音乐教育

    网络音乐教育指通过网络来开展的在线音乐教育。网络音乐教育对提高国民的音乐素养，弥补我国西部教育资源的匮乏，增进文化自信，是不可或缺的，亦亟待推进。目前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网已经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已有20多门音乐课程上线，然而如何实现精品课程的“慕课化”，让网络音乐教育面向全社会，覆盖大、中、小、幼学段，甚至面向全世界，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音乐学院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比如建立全球开放音乐学院、开展网络慕课音乐课程建设。

    网络音乐的概念，早已不是几首网络流行歌曲的概念，而是一种新型的音乐生态概念。其内涵包括了全体大众在内的社会音乐生活。网络音乐发展，究竟何去何从？是一个复杂且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只有将网络音乐作为系统工程，鼓励全社会都参与讨论、行动，才能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网络音乐生态环境。

    中国理论走出去的重要意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唐亚林

    当前，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波折和挑战，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曙光。任何国家、政府、政党、国际组织、公司和公民，只有携起手来，同心协力，共同应对，在不同层面找到各自的利益共通之处，才有可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塑造美好的前景。当代中国在追求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职责的历史征程中，所展现出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理论所致力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和谐共荣的人类共有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可以共享的精神财富。这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再造中国理论走出去的利益连接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昌盛、生态安全，不仅事关13亿中国人的自身福祉，而且事关世界的和平稳定。中国的发展，不仅可以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而且可以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进步贡献更多更大的责任。这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再造中国理论走出去的责任生长点。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历来主张世界事务由各国人民一起商量，从不将自己的制度体系、价值观、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和别国人民，也坚决反对他国粗暴地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始终倡导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以共荣取代分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理论的这一共生共赢共荣内核，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再造中国理论走出去的使命关怀点。中国理论所内蕴的发展立足点、利益连接点、责任生长点与使命关怀点，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再造中国理论走出去之道，提供了根本的行动指南与价值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