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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无论从劳动力结构还是政府投入来看，美国都仍未做好迎接制造业回流的准备。
2月15日，在美国高盛集团举行的科技和创新大会上，苹果CFO卢卡·梅斯特里（Luca Maestri）抱怨，鉴于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在“鼓励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上尚未实现任何变化，导致苹果未来行动“很难猜测”。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要求苹果公司将其制造业务转移至美国本土，而且苹果也与白宫新主进行了一番承诺，但一段时间过后，这样的热度似乎不再。梅斯特里的言论表明，苹果希望白宫关于“将制造业转移至美国”的游说搁浅，因为这一转移实施起来十分困难，而且代价昂贵。
在美国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上，特朗普再次喊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口号，意欲通过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从奥巴马政府八年执政状况看，制造业回流与改善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显。事实上，当前无论从劳动力结构还是政府投入来看，美国都未做好迎接制造业回流的准备。
“联邦政府投资能力不足GDP一个百分点。”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的李迅雷，接受《人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不能让美国制造业再崛起：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年薪为6.7万美元，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差不多是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的10倍。相比技能不断提升的中国制造业，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可行。
美国制造业回归呼吁7年
198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近三分之一，且其制造业本身几乎没有新增就业岗位。底特律曾是美国机动车行业的主要工业基地，但从1950年开始随着油价上涨，机动车生产逐步转向美国南部、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些工资成本更低的地区，高失业率让底特律成为了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
因此，尽管美国在大选年政治分歧更加尖锐，但至少有一点是两党共识，即“振兴制造业以推动就业”。不仅特朗普游说制造业搬回美国国内，以落实创造2500万新就业岗位的承诺。竞选期间，希拉里也曾表明其经济计划中心是重振美国的制造业、扶持小型企业；桑德斯称“必须重建制造业以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
从2010年起美国全社会就已开始呼吁制造业回流。奥巴马政府不断为制造业“加码”，推出振兴美国制造业计划、出口倍增计划。随着美国与新兴市场的制造成本差距不断缩小，自动化生产技术逐渐成熟，部分制造业开始回流美国。
联邦政府投资能力不足GDP一个百分点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规模估计超过美国最近100年的投入量，这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他新兴经济体望尘莫及的。”李迅雷以数据向记者分析：2016年中国国内初步核算的经济数据公布，GDP增速为6.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至8.8%，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96501亿元，接近60万亿，按6.83:1折合美元计算，为8.73万亿美元。
而美国2014年和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分别为3.48万亿和3.67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美国1.3倍左右。
此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从90年代初的20%，提高至2016年的80%。而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只有20%，政府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又只有20%。
李迅雷提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府部门的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长期维持在20%左右，故80%是非政府投资。2016年中国政府及国企的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大约39%，约为美国政府投资占比的2倍，说明一个是大政府小市场，另一个是小政府大市场，前者对经济话语权远大于后者。
民间投资能到位吗？
既然政府的财力非常有限，即便要缩减军费开支，也只是杯水车薪。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中，联邦政府的防务性投资占比也只有GDP的1.2%，唯有鼓励民间投资来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长。
因此，特朗普打算降低企业税率来吸引海外投资的企业回流美国，最近，已经有日本的软银、台湾的富士康等准备投资美国，这表明特朗普新政对海外资金有一定的吸引力。
李迅雷认为，经济是一个整体，减税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实行贸易保护会导致通胀，即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更何况棋不是一个人下的，中国也会有对策。如最近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显是为应对美国鼓励投资回流政策的。但相比经济发展趋势，政策的力量非常有限。
2015年美国第一和第二产业合计增加值占比GDP已不足20%，尽管这两年来美国政府在政策上不断支持“再工业化”，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不升反降，这实质上就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为美国已经过了城市化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占比越来越大，要吸引民间投资，首先要让企业家有利可图，但美国的一般制造业的优势早已消失，故无论是降税还是其他手段来推进再工业化，都很难实现制造业重新崛起的目标。
改善就业并不乐观
寄希望于制造业回流，推动美国就业改善的实际情况也不乐观。
据说苹果90%的供应商及厂家在中国，中国工人的薪酬水平虽然上升了不少，但目前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尽管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用工成本低廉，但产业配套、交通运输条件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尽管全球劳动力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合理，但全球的分工却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因此，当前那些逆全球化或再工业化的提法，其实都是违反市场基本规律的。”李迅雷分析，在现实利益面前，曾经主张自由经济的国家却开始反对自由经济，这就是所谓的时过境迁。
同时，美国中低端就业的职业教育严重不足，也成为制造业回归的屏障。
201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新增就业岗位50万，但新增岗位需要熟练工人和中级技术人才，无法为不掌握熟练技术的年轻人和“铁锈带”失业工人提供岗位。当年面对奥巴马提出“为何苹果手机不能在美国本土生产”的问题，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回答：“关键不在成本，而在劳动者技能，美国的教育系统不能为现代化制造业培育出足够多拥有合格技术的劳动者。”
事实上，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技能供需错配。由于职业教育发展不足，难以为制造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工人。以纽约为例，25%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无人胜任，82%的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部门雇用不到合适人才。
在联邦政府投资能力不足、民间投资吸引力不足、制造业就业技术工人短缺、用工成本高企的局面下，美国制造业的重振之路，难上加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