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应当特别重视分配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李义平

    我国目前的分配方式有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马克思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认为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并在分配上应当有所体现，比如管理劳动就是复杂劳动。鉴于按劳分配存在的前提是公有制，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一般员工和管理者的工资水平应当由所有者即全体人民或者说由全民所有制的代理者来确定，且工资差距不宜太大，而且应当考虑到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些大型国企，管理者年薪动辄上百万、数百万，他们将自己的收入比照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却枉顾大型跨国公司管理者的收入是私有制经济下的市场行为。即使如此，写就《21世纪资本论》的托马斯·皮凯蒂也认为跨国公司高管的高价年薪是不妥的，认为这是内部人控制、自己给自己决定薪水的结果，而且这助推了金融危机。

    市场经济下的分配比计划经济下的分配复杂，计划经济基本是按劳分配，市场经济下的分配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按劳分配，还有按生产要素分配。除了劳动得到工资，土地得到地租之外，还有资本得到利润、利息、股息等。皮凯蒂考察了多国的收入分配情况，结论是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只是温和的不平等，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剧烈的不平等，而且由于继承问题，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会使各阶层相对固化。他建议通过世界性的累进所得税制解决上述问题。

    我们绝对不能小看皮凯蒂所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发挥作用有很广阔的空间，一是要使所有人的财富透明、干净；二是要使分配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三是要把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仅在初次分配中要处理好政府、企业、个人三者的分配关系，同时要十分重视再分配。

    如何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  江时学

    一、努力提升国际话语力。中国必须通过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力求实现话语权和话语力的最大化。这意味着，中国既要积极“发声”，又要使发出的声音能被他人听懂或认可。二、大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本质就是中国如何对外“发声”，或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因此，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三、要对重大国际问题表态。中国外交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尽量韬光养晦。但是，为了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充实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中国必须要对重大的国际问题表明立场。事实上，对重大国际问题表态，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而且还能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增加中国外交的透明度，进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四、敢于在敏感问题上“发声”。民主、人权、选举、政治改革和其他一些在国内被视为较为敏感的话题，常被国外的一些政治家、学者和记者当作攻击和批评中国的“炮弹”。为了反击和自卫，既要在各个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宣传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优势，又要敢于与其“叫板”，揭露西方政治制度中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五、最大限度地缩小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性。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也有不同的价值观。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使用容易被西方民主接受的话语，使中国发出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接受。六、积极发挥学者的作用。在许多国家，学者因拥有某一专业或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而能为其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作出重要贡献。七、加大政党外交的力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机构应该利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机遇，宣传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

    拨开文物市场的重重迷雾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彭蕾

    第一，强化法规制度建设，明确市场交易基本原则与运行机制。现代文物市场中普通大众成为购买主流，买卖双方的文物鉴赏能力严重不对等，为此应对适用《拍卖法》的“免责条款”增设限制条件，实施拍卖合同备案跟踪，倡导社会主义商业诚信。第二，高度重视社会文物鉴定问题，整合现有的鉴定资源，规范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行为。国家文物局正在集中力量抓紧制定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评估的标准和办法，以对社会文物鉴定正本清源。一套完整的鉴定标准、权威的鉴定机构和具有社会公信力的鉴定专家，是诊治文物鉴定痼疾所迫切需要的。第三，构建文物市场信用体系。这是一门严肃且必要的功课，古玩行中有个“老理儿”叫“无信不立”，就是要求行业中的人要戒贪、自我约束。不仅要建立信用体系的制度保障，同时要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的力量，建立文物经营者的信誉约束机制。人心的转变，可能会比强硬执法取得更明显的效果。第四，文物部门与工商、公安、税务和海关等部门加强配合，联合打击虚假鉴定、恶意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守好国门，严防文物走私出境。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尝试建立举报制度，使破坏文物市场正常秩序的人无处藏身。第五，畅通官民沟通渠道，消除芥蒂、共同捍卫文物市场的健康繁荣，确保文物安全。比如，对出土（水）文物，民间总有一种说法，提议国家允许民间收藏者享有对这类文物的占有权，为国藏宝。而法律明确规定这类文物属于国有，禁止民间交易。面对这类民间声音，相关政府部门最好正面回应，以正视听。沉默回避不利于疏解民间不满，市场就有可能不理会法律政策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第六，加强文物类节目管理，提倡介绍文物鉴赏知识，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弱化文物价格评估环节，引导民间理性收藏。

    警惕煽情网文里的“泪水”

    《中国青年报》社评部主任、首席评论员  曹林

    煽情网文就有这样的魔力，精准地抓住人们的痛点泪点，一夜之间刷遍全网，像操纵木偶一样让所有人都被网文营造的那种情绪所传染，无论是《罗一笑，你给我站住》，还是《每一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都产生这样的传染魔力，成功让整个舆论场陷入文章所营造的情绪中。

    经历了这么多被煽情网文误导之后，这么多次被反转新闻打脸后，我们应该学会摆脱“新闻易感状态”，而对那些试图让你进入其节奏的煽情网文保持一定的免疫力。很多时候看待社会问题和热点需要“将心比心”，但又要防范身份过度代入，在保持同情同理心的同时，不能失去一个“公正旁观者”的冷静视角。

    煽情网文越是煽情越是提醒我们，这是带着某一方强烈情感的单方说法，而不是事实。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需要核实的新闻线索，而不是事实。人们常常把那些需要证实的网帖当成事实，这就是常常被反转新闻打脸的关键所在。永远要警惕，故事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当事人是这样叙述的，另外一个当事人说的可能完全相反，不能听了这方跟着这方走，听了那方跟着那方走，而要听完双方的叙述再综合媒体报道后再作判断。

    我担心煽情网文的写作会成为一个产业，一篇煽情网文就能操纵舆论，就能完成一次审判，就能形成一边倒的热点效应，将形成很不好的示范——不要找律师，不要求法律，不要媒体的客观报道，找一个能策划和写作煽情网文的写手就可以了。

    很多煽情网文可能都是真情实感，或真悲愤，或真坦诚——但再真诚，作为一种个人叙述，难免带着个人利益、视野、偏见和情绪；再真诚也只是“真诚的偏见”——作为公正的旁观者，需要关注这些网文提出的问题，但对其说的是不是事实，需要多个心眼。

    政府权衡市场开放度的引导策略

    北京理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  张梦雯、李继峰

    一要完善调研与数据分析机制，逐步放宽市场开放度。应建立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市场调研与数据分析机制，及时获取当前国内外政府采购市场的最新信息，包括采购理念、管理制度、运营模式、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变革动态，重新考量开放市场的必要性。根据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特点、市场发展的趋势，有针对性地采用适度保护与适度开放相结合的策略。可以先进行试点地区的试验、反馈，依据市场开放之后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变化与影响，再循序渐进地进行市场开放度的逐步放宽。

    二要推广多模式并用的采购制度，鼓励其他企业参与竞争。可以在保持集中采购为主体不变的基础上，引入基于电子商务的分散式采购。同时根据政府部门的定位与职能，灵活调整集中采购、分散采购的各自占比，以浮动升降为原则，逐步合并不必要的采购步骤、提高采购工作的效率，并减少整体成本支出。同时，依据动态数据的分析，也应当鼓励本土民营中小企业参与到竞标竞争之中，通过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降低其他企业的准入门槛，推行公开、透明、公正的竞标模式，促成市场的良性竞争态势。

    三要采用采管分离方式，优化各类采购资本综合利用率。首先，应当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统筹与监督的力度，明确各部门在采购规章、采购预算、集中采购目录制定等流程上的各自权限，严防越权行为的发生；其次，要在招标过程之中跟进监督与考核，严格执行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操作原则，强化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提高招标效率；再次，要完善采购成本评估与审核机制，严格查处重复采购、加强贷款管理、盘活闲置资金、清查国有资产，以优化各类采购资本综合利用率。

    发展能源互联网促进能源革命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  徐锭明

    能源互联网对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促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提升能源综合效率，推动能源市场开放和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推进能源互联网应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一是加强能源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生产智能化。鼓励建设智能风电场、智能光伏电站等设施及基于互联网的智慧运行云平台，实现可再生能源的智能化生产；推进化石能源生产清洁高效智能化。鼓励煤、油、气开采、加工及利用全链条智能化改造，实现化石能源绿色、清洁和高效生产等。

    二是建设能源生产消费的智能化体系。鼓励建设以智能终端和能源灵活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家居、智能楼宇、智能小区和智能工厂，支撑智慧城市建设。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普及智能化用能监测和诊断技术，加快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建设互联网的信息化服务平台。

    三是建设多能协同综合能源网络。建设以智能电网为基础，与热力管网、天然气管网、交通网络等多种类型网络互联互通，多种能源形态协同转化、集中式与分布式能源协调运行的综合能源网络。建设接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促进灵活互动用能行为和支持分布式能源交易的综合能源微网。

    四是建设与能源系统协同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推动不同能源网络接口设施的标准化、模块化建设，支持各种能源生产、消费设施的“即插即用”与“双向传输”，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分布式能源及多元化负荷的接纳能力。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最关键的问题是思维方式。对于雾霾治理，除了坚持能源革命外，还要诚实治理。尽管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转折点，但环境污染的“拐点”不会自然到来，需各方齐心协力，共同治理。

    着力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

    福建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黎昕

    一是要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大对原中央苏区和革命老区的支持力度，加强山海协作、对口帮扶，强化全省“一盘棋”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山海协作、城乡统筹、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路子。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统筹推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积极做好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确保城乡居民收入有较快增长，现行国定、省定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二是要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共享水平。深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改革，加大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进一步健全公共服务体系，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短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公共文化重点设施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水平。

    三是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建设和生态省建设，努力建设平安福建和美丽福建。要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和机制，健全网络安全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让社会更加稳定、更有秩序、更具活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食品用药安全。要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契机，突出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好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大山水林田湖和海洋生态保护，在继续保持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的同时，让人民群众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享受更多的“绿色福利”。

    见义勇为认定何必为难“好友”

    《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  颢钧

    2016年6月，几个成都家庭外出郊游，其中肖军、喻春祥乘坐的皮划艇被漩涡掀翻遇险，同行的于强、张正祥跳入水中营救二人。最终，只有喻春祥生还。于强和张正祥的妻子为了帮丈夫申请认定“见义勇为”，在市县两级主管部门间奔走，却被告知，由于所救为同行好友，属于“履行特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

    争议已久，国家迟迟不为见义勇为立法，也不为见义勇为确立一个相对具体的标准，这是懒政吗？未必。“义”并不在法律规范的领地之内，法律也不需要回答这一问题。但对于一些行政机关，这个问题却很有意义。比如，是否认定见义勇为，关系到某些具体的当事人能否享受当地的某些政策待遇。也正因为见义勇为的认定与利益捆绑在一起，地方必须给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更多与地方财政状况以及地方对见义勇为的认识相关联。如果财政足以支付更多的勇为者，又何必拘泥于“义”的解释？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义”。即便如此，社会仍可以寻求多数共识，比如对特定义务的排除。所谓“特定义务”，法律上常指向两类：一是近亲属之间，比如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年迈的父母。另一种特定义务来自于前行为所带来的后行为义务。张正祥等人约定共同出游，是否就带来了特定的救助义务？并没有法律如是规定。设想，如是法定救助义务，在肖军、喻春祥乘坐皮划艇遇险后，于强、张正祥不予下水救助，是否就要承担未能完成特定义务的法律责任？应当说并不需要，因为肖军等人乘坐皮划艇的行为是自行决定的，理当由自己承担责任。于强等人在同伴遇险时下水救援，属于法定义务之外的更高要求，认定“见义勇为”有助于激发社会正能量。总不能在同伴遇险后，还四处央求陌生人去见义勇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