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士”与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幸福，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孟对士的论述，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士的崛起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阶层。西周时期，士是宗法制度的产物。把士分为上、中、下三等。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余诸弟则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便成为庶人了。在那时，士是一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

    到了春秋战国，士的含义再次发生变化，不再与血缘相关，而成为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之士，他们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技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学鸡叫也是一种技能。简而言之，有一技之长的人均可以成为士。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宽广许多。

    在这一时期，诸侯与卿大夫纷纷养士，出现了许多关于士以及养士的故事，在后者，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君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与齐国的孟尝君。孟尝君，姓田，名文，继承其父田婴的封地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孟尝君是其封号。《史记》谓其“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对这些投奔他的士，“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在屏风后面安排一个记录员，记载他与士的对话。孟尝君对这些人很热情，“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士还未到家，孟尝君赠送的礼品已经给他的亲朋家人送去了。

    有一次，孟尝君招待一位士吃晚饭，人很多，“有一人蔽火光”，挡住了这个士的视线，看不清孟尝君吃什么，“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看到这个情况，“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这个人见孟尝君的饭菜与自己的并无两样，非常羞惭，觉得自己心胸狭窄，不配称士，乃拔剑“自刭”而亡。士就是如此有羞耻之心且勇于承担，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齐愍王二十五年，孟尝君被齐王派至秦国，秦昭王欲聘为相，但是有人进谗说孟尝君是齐人，如果任其为相，肯定会“先齐而后秦”而对秦国不利，昭王于是把他囚禁起来“谋欲杀之”。孟尝君于是向昭王的一位宠姬求救，宠姬说：“妾愿得君狐白裘。”然而，孟尝君只有一件狐白裘，“值千金，天下无双”，但是已经献给了昭王，再没有可送的。孟尝君乃遍问门下之士，结果是“莫能对”。这时，有一个位居最下坐的士说，他可以做到。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把狐白裘偷了回来，献给了那位宠姬。宠姬得到“狐白裘”后“为言昭王”，释放了孟尝君。然而，昭王很快便后悔了，“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带着门客们匆忙逃跑，“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惶急之时，又一个位居下坐的士说，他会学鸡叫，那就叫吧！从而引动群鸡皆鸣。不久秦兵追到，但是孟尝君已经出关离开秦国了。“鸡鸣狗盗”的成语便源于此。《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在春秋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已然成为社会中独立的中坚力量。于陵子仲是孟子同时代的士，是齐国稷下学派的重要人物。一次，齐王派使臣去赵国，叩问孝威太后，也就是赵威后。赵威后问：“于陵子仲尚存乎？”使臣说：“在。”赵威后说：“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这样的人，上对君主不敬，下不管大夫之家，中不与诸侯友善。“那该怎么办呢？”使臣问。赵太后说，这样的人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卷二十一《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

    赵威后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统治者对于陵子仲这类士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危险人物。

    于陵子仲这样的士，以道自负，不肯出仕，始终保持士的独立身份，而对当权者保持一种批评的权力。类似这样身份的士，在战国时期并不罕见，《战国策》卷十一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齐国人去看望田骈，说：“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说：“子何闻之？”齐国人回答：我的邻居有一个姑娘，“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这个姑娘立誓不嫁，但是三十岁时却生了七个儿子，这是怎么回事？田骈反问：这个姑娘和我有什么关系？齐国人笑道：“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您和这个姑娘一样，说是不做官，但是您比做官的还要富贵，“訾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矣”。您虽然没有做官，但是您的富有与排场却超过了官。这则讥讽士的故事，其真实性虽然难以印证，但却说明了士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他们身份独立，生活富足，有些甚至“訾养千钟，徒百人”。

    孔子论“士”

    作为儒学的开拓者，孔子有不少对士的论述，《论语》中总计有15次。在这些论述里，士有两重含义：一是泛指普通人士，计3次；再是类于今之知识分子，共12次，对这部分人，孔子寄予厚望，将他们视为变革社会、恢复周礼的重要因素，故而提出了严格要求与殷切期冀，他认为士应该具有这样的品德：一、有志于道，不贪图物质享受；二、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三、兄弟怡怡，虑以下人；四、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关于士，孔子还有不少论述，分析起来，孔子最为看重的是士的品德，即：对仁的志向。仁是道的核心，一方面体现于现实的社会层面，另一方面体现于理想的终极层面。孔夫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为了追求仁，士可以献出生命。他的门下曾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弘，指宽广；毅，指坚毅。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士要有果敢坚毅的精神，持之以恒，死而后已。

    士的精神价值

    孔孟倡导的士之精神，是儒学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士不仅具有知识与技能，而且关注国家、关注社会与公共事业，从而超越了个人与小团体的私力，所以如此，是因为士承袭了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传统。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礼乐不再出于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因此孔子斥为天下无道，既然统治者不能承担道，那么这个重任便落到士的肩上。就“势”而言，士与诸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士代表“道”，政权的合法性，只有“势”是不够的，统治者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天下，所谓马上取天下，但远远不够，统治者还必须得到“道”的支持，而道则掌握在士的手中，因此统治者要尊重士，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就与西方不同。在西方，道是上帝赋予的，通过教会传递人间，教会代表上帝的精神威权，帝王之势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教会的支持与认可。这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或者说是研究中西文化不同形态的重要切口。

    总结孔孟等人对士的论述，其核心是：一、“以仁为己任”，坚持操守而风骨崚嶒，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弘毅精神。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而拥有服务社会地位的人，更应该勤勉学习，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人品正直，有羞耻之心，办事通达，待人宽厚，谦虚有礼，能够与兄弟和睦相处。

    总之，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幸福，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孟对士的论述，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