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建立包容创新失败机制的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马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有企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项安波

    首先，建议选择一批技术水平领先的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开展公司治理试点。试点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充分落实董事会权力，减少行政审批，让董事会享有公司法规定的决定重大事项的权力，特别是选聘经理层和决定薪酬的权力。二是落实董事会的责任。一方面，要落实“集体决策、个人负责”的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免责制度，只要董事尽职尽责，就可以免除商业失败的责任。三是延长考核期限。结合技术创新的周期加强中长期考核，引导企业通过创新投资未来。四是政府部门减少对人员和薪酬的干预。五是客观对待创新失败事件。六是增加企业透明度。通过增加企业透明度，提升社会监督的力度。

    第二，在竞争性行业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竞争性行业推进混合所有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要通过股权多元化改进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包容创新失败的程度。一些战略投资者成为企业股东，将会改变国有股东一言堂的格局。如果非公资本占到较高比例，国有资本在监管上可以“搭顺风车”，借助非公资本的力量加强监管。如果员工持股，特别是经过科学设计行权期限的管理层持股，将员工的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捆绑在一起，将极大激发企业内部的创新热情。将创新的决策权交给利益相关的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是最科学有效的企业治理模式，他们不仅最了解创新项目的风险与收益，而且利益相关性将激励他们做出最合理的权衡。

    第三，从利用国有企业创新向利用国有资本创新转变。由于发展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未来应更多考虑资本投资的方式，包括风险资本或风险资本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或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一是充分利用专业投资的社会力量。二是分散单个项目失败带来的风险，获取一篮子投资的稳定收益。三是建立高激励的机制调动创新投资的积极性。

    为农民“按需定制”金融产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叶兴庆

    推出任何金融产品和服务都要符合农村发展实情，适应农民生产生活特点，更好地从多方面、多角度解决农民贷款难。

    开展两权抵押贷款试点，能让农民财产权有更多实现方式，扩大农民贷款的有效抵押物范围。以前农民贷款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效抵押物少，可用的土地和农房一直不能抵押，此次开展试点有助于化解这个问题。

    从试点地区情况看，推行两权抵押贷款也遇到一些障碍。普通农户拥有土地面积一般较小，能抵押的不多，所以实际效果并不是很大，只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农场主、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能得到更多实惠。但办理程序复杂、定价评估机制不完善、农村产权市场不成熟等问题，影响了两权抵押贷款的开展。

    国家对“三农”贷款特别是金融机构发放的“三农”贷款，应当在营业税、差别化监管等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应牵头建立一些有关农村贷款的担保机制，为两权抵押贷款筑起“防火墙”，这不仅能提高金融机构积极性，也能有效应对风险。

    防风险也可以通过发展政府支持的担保公司、利用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平台提供担保、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等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试点地区实际的风险分担机制。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创新方式方法，与金融机构一同研究完善抵押物处置办法，引入第三方担保机构为经营主体贷款提供担保，降低潜在贷款风险。

    推出两权抵押贷款为农民贷款提供了一个新选项，未来要解决农民贷款难，还应多下功夫发展信用贷款。完善对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乡）的评定与授信，提高农户信用观念，这对一些小规模农户来说，效果会更好、受众会更广。

    减少退学复读，应推进自由转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要建立健全转学、转专业渠道，关键在推进大学自主招生改革，要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大学，由大学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确立本校招生标准，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录取。如果实行这样的招生、录取制度，那学校可在任何时间段，接受学生的申请，为此也就可以接受学生转学申请。对于自主招生，舆论都明白其意义，但也普遍担心，这会不会制造招生腐败、招生不公，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完全可以通过学校现代治理、建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推进招生过程公开透明加以消除。自主招生改革必须加大步伐，而不能瞻前顾后。

    对于学生因对学校、专业不满而退学复读，有人建议，要加强对学生的学习生涯规划教育，以便让学生根据兴趣选择大学、专业，这当然有道理，但是却有两方面现实问题。其一，我国目前的高考志愿填报、录取，给学生选择学校和专业的空间有限，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而不能像美国大学录取那样，一名学生可以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专业，而且，由于不能确保自己被某校录取，在填报志愿时，学生明知道自己可能被录取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但为保证能被录取，而必须接受专业志愿调剂。

    其二，由于高考按计划录取，每分必究，因此，整个基础教育都采取升学教育模式，很难关注学生个性、兴趣发展。也就是说，很多学生在高考填志愿时根本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进大学后才发现对学校、专业不满意。要关注学生个性、兴趣，也必须改革高考制度，给中学自主办学的空间，另外，考虑到学生的兴趣会不断发展、变化，也要给学生持续按自己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的可能。

    总之，减少高分复读和上大学后退学复读，应该改革我国高考制度和大学学籍管理制度，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当学生选择权增加，我国大学就会改变目前不太重视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

    审计常态化利于水污染防治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  侯宇轩

    提高资金使用绩效需从多方入手。提高水污染防治相关资金使用绩效也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应注重顶层设计，加强区域间的协作对接，避免因进度不一致而影响整体效率；其次，需完善资金管理方式，加强对资金使用方面的指导、审核及监管，建立高效的绩效考核方式；最后，要完善项目审核机制，提高水污染防治项目质量，尽量减少因项目自身质量问题而导致资金浪费。

    对症下药推进项目建设。推进项目建设完工，在项目建设前应该做好项目进度规划工作和设备、人员、资金等资源准备工作；明确项目责任人，定期巡查项目，督促项目建设进程；加快水污染防治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项目建设运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转变资金筹措模式，采用PPP模式引进社会资本，缓解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审计工作常态化。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水环境质量差、水生态受损重、环境隐患多等问题仍十分突出，影响和损害群众健康，不利于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地。那么让水污染防治项目完整落实，相关资金使用到位就成为必然，目前来看定时审计或将是促进水污染防治工作开展的不二良方。

    未来对水污染防治项目的审计有必要实现常态化。我国水污染现象严重且有污染范围逐渐扩大、污染程度逐渐加深的趋势，水污染防治任务繁重。对水污染治理目标完成情况、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职责履行情况、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状况等方面进行跟踪审计，能提高水污染防治过程中的信息透明度，提高防治效率，更好地落实水污染防治工作。为发挥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石和重要保障作用，审计署将结合经济责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等审计项目，并适时组织专项审计，继续加大水污染防治审计力度，推动各级政府改进水污染防治工作，改善水环境质量，保障国家水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韩国综艺节目大热的启示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闻博

    一、韩国节目的创意从哪里来

    韩国电视节目的创意，是从社会生活中寻找灵感，以社会现实作为节目的背景。明星和游戏算是韩国节目的两个关键要素，但要素的作用在于呈现节目的诉求。韩方导演组对节目诉求的精准讲述，以及节目能够给明星带来的影响力，让明星了解节目的社会价值，说服明星积极配合。韩国的制作人员认为游戏都是根据现场和节目的表现创意出来的，而不是随便挑出一两个游戏为了玩而玩。围绕节目诉求设置游戏，以达到体现社会背景的效果，应该是游戏功能性存在于节目的前提。总之，游戏只是手段，绝对不是目的。而我们对韩国电视节目的关注，往往集中在明星和游戏两个元素上，认为韩国的艺人培养体系和游戏的创意，决定了韩国电视节目的特点。

    二、韩国节目制作人员的培养

    韩国电视制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和市场化标准绝对是一个榜样。韩国电视编剧对节目作品的呈现，在结构搭建、脚本设计、人物选择等诸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韩国的编剧是团队概念。一般来说，韩国编剧团队由四个人构成，且分工不同。刚入行的编剧，主要负责相关资料的收集。三级编剧负责挑选资料，分类主题；二级编剧搭建初步框架；一级编剧确定主题和方向。要成为最高级的编剧，同样需要经过十几年的经验积累。

    三、韩国节目试播体系的构成

    韩国试播电视节目体系，一方面直接将新的创意推向市场，以观众的评判作为节目是否播出的试金石。另一方面，也是检验各电视台创意能力的重要标志。从2016年试播节目来看，MBC是韩国三大电视台中最具活力的电视台，而KBS则显得有些沉寂。相比之下，当下中国电视节目的播出，基本由行政力量和资本力量决定。即电视台领导层的个人喜好与广告商或资本方的运营，在缺乏市场直接检验的情况下直接播出，失败的几率，显然会更大。

    应对互联网金融风险，需要抓住关键环节

    国家开发银行总行研究院副院长  邹力行

    我国互联网金融主要包括第三方支付及基于第三方支付的财富管理、P2P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电商小贷以及虚拟货币，起初是由众多互联网科技公司在渠道和用户体验上的创新。互联网金融横空介入金融服务，科创人员普遍对风险理解不够，不时出现“保证收益，无风险”等广告，多被监管层叫停。经过近年的调整和发展，传统金融行业纷纷投身于互联网金融大潮。互联网企业和金融企业开始互相融合，取长补短，企业竞争回归到金融本质的竞争，从渠道和用户转移到产品创新和风险管理。应对互联网金融风险，需要抓住以下关键环节：

    规范第三方收付平台行为。应该明确第三方收付平台是金融机构的法律定位。虽然这个平台理论上不直接从事借贷活动，但事实上是从事与银行结算和证券交易所类似的业务。因此，需要从法规上完善第三方收付平台行为规则、政策标准，规定P2P平台不能直接参与借贷活动，不能承担信用风险或流动性风险，要求信息公开、股东公开、交易程序公开、管理者公开，并且把交易记录备份好。

    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建设。具体包括互联网金融环境中的信用评估机制、协调运作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特别是风险预警机制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在互联网经济时代，经济活动中某种细微因素突变增加，很容易导致风险逐渐汇聚，在市场中形成气旋，进而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社会风险，与飓风、台风、龙卷风等自然风险有着相类似的基本特征：突发性、模糊性、快速传导和巨大破坏力。为了及时了解金融市场的“气旋”情况，需要建立有效的金融信息平台，建立覆盖面广、立体化的监测体系，最大限度地覆盖每一微观层面上的社会经济活动，实现经济活动过程计量化，提供尽可能详尽的金融运行基础数据，更有效甄别金融“气旋”，更加精确度量金融风险，形成快速反应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文化产业如何走出品质增长之路

    中南大学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欧阳友权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少峰

    融合创新，品牌培育提升文化产业内涵。文化品牌是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凝聚，有着丰富含金量，只有品牌产品才有竞争力和感召力，文化产业要赢得市场、参与国际国内文化资本的激烈竞争、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走品牌化之路。我国旅游业近年来进入以品牌竞争为核心的发展阶段，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品牌化之路提供了基础——湘西文化浓郁的凤凰古镇、富有文艺情调的丽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每年都吸引众多慕名前往的国内外游客。旅游与其他业态的结合也催生了一系列知名品牌，如“印象系列”“又见系列”通过结合当地特色资源，将山水景色、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表演，成为许多游客必看的经典演出。

    补足短板，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培养民族文化品牌成长，并逐步走向国际化之路，将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前我国的文化品牌呈“两头大、中间小”的业态失衡状态。“两头大”是指传统的老牌子，如国粹等传统文化的世界认同度高，同时，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新品牌，如腾讯、阿里等新媒体、影视娱乐类品牌等成长快；“中间小”是指占绝大多数文化业态的行业品牌少，发展滞后，即资源依赖型的文化行业如文化旅游、民族民间艺术、传媒业等占比很大，品牌却较少。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还未达到应有高度。只有将优质内容凝练成文化品牌，才能进一步在国际市场实现快速、有效、大范围传播。

    提质升级，加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目前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数量优势明显。然而当前阶段更需要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的转变。善用民族文化资源，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对我国文化“走出去”意义深远。我国在对外品牌塑造和传播方面不应局限于举办大型活动，还应逐步建立包括国家、社会、企业、城市、明星、项目产品等各层面的系列品牌。

    高职需处理好的根本问题 

    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  石伟平

    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困局，高等职业教育需自觉应对。高等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步伐”落后。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互联网+”、创新创业等等变革扑面而来，这些改革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和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大面积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技能水平，而且要培养经济转型发展所紧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所需要的紧缺人才；还要面向人人、面向低收入群体、面向技能匮乏者，为更多公民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同时也要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培养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为解决“三农”问题而服务。

    服务经济社会与学生需求，高职创新发展要理性平衡。在近几年高等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服务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构成一对非常明显的张力，亟须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予以理性平衡，以避免在服务两种需求之间陷入相互抵牾的迷局。为解决这一对矛盾，此次颁布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非常强调提升高职“服务中国制造2025的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又同样强调形成“融人文素养、职业精神、职业技能为一体的育人文化”，而且强调“拓宽和完善职业教育学生继续学习通道”“提高本科高等学校，特别是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校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比例”。

    创新发展与体制机制转型，高职需在实践中灵活调适。面对创新发展战略需求与体制机制尚未完成现代转型之间的矛盾，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调适。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自身要积极寻找与制度结合的空间，在既有法律法规框架内开展现代化的多样化实践。另一方面，国家层面要给具体的改革实施主体（如高职院校）释放足够的自主空间，鼓励其自主创新和探索，进而为体制机制创新提供经验和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