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让大数据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唐任伍

    助力国家治理顶层设计。通过对海量数据的采集、挖掘、加工、汇总、整合、存储和分享，为党和政府进行国家治理顶层设计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助力党和政府找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优路径。

    助力合理规划与实施国家治理。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提供的规律性结论，有利于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遵循科学性、战略性、长远性、系统性和有效性的原则，在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轨道上顺利推进。

    助力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决策者往往要对海量的实时数据进行掌握和挖掘，将分散的小概率事件有序关联起来，突破“信息孤岛”限制，排除各种垃圾信息的误导和干扰，把握数据中蕴含的规律性、倾向性问题，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满足公众需求和期待。

    助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大数据的开放和流动、使用和共享，能帮助治理主体准确预测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引发社会治理危机和公共安全事件的因素，有效实施事前控制，进一步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从而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

    助力优化信息反馈机制。通过大数据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进行精准分析，为决策者提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真实信息，有助于决策者以目标变量为参照系，及时、准确地掌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进行调整和修正。

    助力塑造健康社会心理。对大数据进行分析与集成，可以找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变革中社会心理浮躁、焦虑的症结所在，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引导和调整社会预期；引导人们保持战略定力，弘扬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活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营造改革创新、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的基本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王旭光

    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而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有何内在的规律和要求，及如何准确把握路径与方法，是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工作方式上，不断加快从分散式改革向体系化改革的发展。改变原有分散式探索，统一进行体系化改革，是进一步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的基础环节。按照体系化改革的要求，当前要统筹构建包括审判机构、审判机制、审判理念、审判规则和审判团队在内的“五位一体”的专门化体系。其中，专门化机构是手段，专门化机制是保障，专门化理念是指引，专门化规则是根本，专业化团队是关键。需要统筹协调、相辅相成、整体推进。尤其是结合法官员额制改革的进程，以机构的设立和机制的完善促进专业化团队的构建。

    二、工作重心上，逐步实现从形式专门化向内容专门化的转换。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改革，核心是理念规则的专门化，方法是机构机制的专门化，关键是法官团队的专门化。现阶段处于专门化集中发展的初期，仍然需要以机构的设置和机制的调整为推进专门化的工作重点。随着专门化程度的提高，工作重点会逐渐转移到理念规则的确立与实践之中。相较而言，机构机制的专门化可以称之为形式、手段上的专门化，而理念规则的专门化可以谓之内容、实质上的专门化。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就是工作重心从形式专门化逐渐向内容专门化转换，且不断提升法官团队专业化素养的过程。

    三、工作范围上，充分关注从狭义专门化向广义专门化的延伸。从狭义上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仅仅涉及法院内部的司法改革。但由司法“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和案件审判的中心位置所决定，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势必要加强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各界的协调联动，进而实现广义上的更大范围的专门化和专业化，营造良好的工作基础和社会氛围。

    粮食政策如何适应形势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张晓山

    保障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利益不受损，将继续成为政策的基石。今后，确保粮食安全的政策基点应放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上，着力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挖掘粮食生产潜能，确保急用时粮食能够产得出、供得上。促 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在部分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十三五”时期，粮食年度产量根据供需情况可以有增有减，但必须巩固和提升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当务之急是粮食仓储去库存。应加快市场化去库存的进程，可以考虑不再固守顺价销售的底线，竞拍底价政策要与市场价格对接，同时创新农企贷款方式，增强企业的购粮能力。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粮食超期储存，避免新陈互混，从品质层面加强对粮食安全的保障；可以腾出库容，解决政策性粮食库存压力过大问题；可以有效降低农业养殖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成本。

    从长远来看，要完善市场导向的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一方面，可以根据各类主要农产品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程度，采取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的办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按贴近市场和保障农民合理收益的原则确定收储价格、完善农产品收储政策。另一方面，开展农业补贴改革试点，将现行的“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对农民收入补贴的办法，创新农产品价格保险制度。从根本上看，发展现代农业不能仅靠补贴，还是要苦练内功。要通过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等综合配套措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与流通成本，通过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补齐农业人才匮乏这一短板，全面提高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德国能源转型带给我们的启示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林伯强

    中国市场化的可再生能源补贴从2013年正式启动，滞后时间较长，政府可以从德国清洁能源转型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启示。

    首先，能源清洁转型很大程度上要以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为基础。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的直接代价是电价的大幅提高。2015年德国电价约为26欧分/千瓦时，是欧盟能源费用第二高的国家，高出区域平均水平约40%。近年来，电价中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更是节节攀升，2015年为6.35欧分/千瓦时，比2012年提高75%，仅电力附加费就已超过目前中国许多地区的电价。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保持较为低廉而稳定的电价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极为重要。清洁能源转型不存在“免费午餐”，中国政府和消费者需对此有所准备。因此，可以在支付能力较强的地区着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同时将能源清洁发展的成本直接传输至消费侧，设计和管理好补贴，只有尽可能小的价格扭曲才能保障行业可持续发展。

    其次，电力市场化体制改革和市场化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建立，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有益的。德国有市场化的补贴机制，保证可再生投资者取得可预期收益；有成熟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保证电网企业收购足额可再生能源发电。中国目前正在推动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可再生能源配额机制的建立，政府需利用这一契机，科学制定消纳和补贴政策，以市场化的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

    再次，和中国能源消费相比，德国的能源消费量较小，且背靠欧盟大电网，其电力输入输出易于调配。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无论是传统能源还是可再生能源，都存在电源与电力负荷逆向分布的现象。因此，随着可再生能源比例上升，中国可能需要花更大的气力和成本去解决调配和消纳问题，一方面进一步发展远距离输电等调配技术；另一方面发展分布式、微网、储能等消纳技术，促进可再生的高效率应用。

    创新互联网经济监管方式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岿

    第一，更大范围、更大幅度地放松监管，尤其是去审批化。面对互联网经济的兴起，面对互联网与各种传统经济活动的结合，政府在实施监管时首先需要考虑，是否还有必要将传统经济活动领域中的审批制度照搬到线上来。如果能够根据互联网经济的特点，适时地对线上活动更多地放开，把不必要的审批在线上予以停止，或许可以让互联网经济释放出更多的活力。

    第二，承认和尝试网络平台的治理地位。政府放松监管的同时，应该通过立法更多地承认网络平台在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发挥其可能更有效率的监管作用。在公共治理体系中，政府应该考虑“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经营者”模式的可能性，相信网络平台的企业逐利动机也同样会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对经营者比较好的监管，而平台监管不力、不到的地方，政府也可以与网络平台更多地协商，或者通过法律规定，促成其利用技术优势加强监管。

    第三，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手段实施监管。互联网经济活动相当程度上是在线上完成的，以传统针对现实世界的方式开展监督检查显然无法适应之。因此，有必要建立网上巡查平台，通过网络技术和信息手段加强对互联网经济活动的监管。而且，互联网经济活动对信息依赖程度很高，相应的监管也主要就是对信息的监管。更进一步，网络信息不计其数且瞬息万变，政府监管应该适应互联网特点，开发高端的监管新技术，同时与企业、行业协会加强合作，构建和完善协作的公共治理体系。

    第四，合理实现线上线下的差别对待。互联网经济活动显然是与传统经济活动存在较大差异的，由此，摆在政府监管面前的一个难题是，什么时候“线上线下一致对待”，什么时候又“线上线下合理差别对待”。互联网交易服务究竟是需要后置审批，还是仅仅需要“法定条件+备案制”，监管部门仅负责核查其是否符合条件，这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认清西方新闻“暗规则”

    《北京晚报》副总编辑  王学锋

    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媒体生态，美国新闻媒体远非看起来那么美，权力、财富、美国价值观交织成主导其运作的“暗规则”，认清这一基本事实，是提高青年学生媒介素养的重要课题。

    “雇佣新闻”模型。美国政府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形成了完备的“雇佣新闻”机制，这在其对外军事行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人们看到的现场直播，都是经过军方许可后，由获得批准的记者跟随指定的部队进入现场后拍摄的，政府掌控着重要新闻的发生和发布权。

    “媒介金钱”模型。人们在关注美国选举时，除了看到其光怪陆离的表演秀，也会对长期存在的政治-金钱关系模型有所了解，即使亿万富翁特朗普，也需要募集资金支撑选举，这已成为共识。美国民间组织“代表我们”统计，过去5年里有200家企业捐了58亿美元，而得到的回报高达4.4万亿美元，也就是捐1美元可挣760美元。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随着美国选举财政政策的放宽，参选者可以通过“超级委员会”募集资金，制作并刊播广告，宣传对自己有利的消息，甚至攻击对手。

    “美国利益”模型。美国媒体并不是现有权力机构的挑战者，相反，它高度依赖于现有社会架构，扮演着权力依附者角色。一位参加CNN节目访谈的律师就被告知：在CNN的国际频道，可以讨论“政府的Torture（虐待）问题”，但在本地频道，“不能这样讨论”。更主要的是，美国主流新闻界有着强烈的经济立场，强调资本主义、利润主导、自由市场，那些和所谓“美国价值”不相符的故事，往往被抛进废纸篓或者电脑回收站。

    其实，美国媒体的这种真实状况已经被美国多数民众包括年轻群体所看穿，在一份专业调查中，35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只有8%还相信主流媒体报道。辩证看待美国媒体为代表的现代商业化传媒的真实规则，将有助于青年学生们更准确地认清事实、认知世界、认识规律。

    网络直播要守住底线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汪莹

    影响：质量下降审美降格。近年来，网络直播越来越火，行业竞争也越来越大，为了从中脱颖而出，主播们不得不挖空心思迎合大众。网络直播从过去的中规中矩变得更加猎奇，有时这种猎奇甚至走向庸俗化、无聊化，比如直播发呆、吃饭、打游戏、睡觉等生活细节。面对这些无厘头又带点哗众取宠嫌疑的直播，公众一方面在唏嘘指责，另一方面却又关注捧场，甚至有人一掷千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网络直播确实找准了卖点——无聊和庸俗同样有人迎合。一旦这类毫无营养的网络直播取得成功，激励更多后来人效仿，根据“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将不利于整个网络直播市场的质量提升。因为主播们不是专注于优质的内容创造，而是一味挖掘和制造低俗以迎合恶趣味的观众。

    规范：自我约束外在监督。任何行业都要在法律框架和道德伦理的规范下寻求发展。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直播行业当然也不例外。如今，网络直播正处于蓬勃发展期。数据显示，现在直播行业拥有2亿平台用户。对网络直播行业来说，自我约束和外在监督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才能守住底线。就自我约束来说，网络直播平台应更加自律，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杜绝“打擦边球”的侥幸心理。此前，国内20余家网络直播企业共同发布行业自律公约，承诺从4月18日起，对于播出涉毒、涉暴、涉黄等内容的主播，情节严重的将列入黑名单，审核人员对平台直播内容实施24小时监管。就外在监督来说，相关部门应出台法律法规，建立监管机制，设立处罚措施，深入查处并严厉打击违规网络直播。不久前，19家网络直播平台因涉嫌提供含有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危害社会公德内容的互联网文化被列入查处名单。文化部同时提出，将对网络直播平台和主播建立信用市场，设置违规主播警示名单和黑名单制度，禁止或限制违规者从事经营活动。此外，调动网民参与其中，监督举报网络直播的不良内容也不失为一个良策。

    强制分类破题“垃圾围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周宏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我国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迅速，“垃圾围城”现象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发展所面临的困扰。为此，日前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旨在有效减少垃圾的清运量和最终处理量，减轻末端处理压力，回收利用垃圾中的重要资源，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同时培养全社会资源环境意识，不断提升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素质。

    强制公共机构、相关企业垃圾分类。其中强制的对象主要包括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科研、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会团体组织；车站、机场、公共体育场馆、文艺演出场馆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以及宾馆、饭店、商场、农贸市场、商用写字楼管理企业和快递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等相关企业。

    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同时，为破解“垃圾围城”困境，使用经济政策对垃圾进行瘦身，实施分类减量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方案》中提出，将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探索按垃圾产生量、指定垃圾袋等计量化、差别化收费方式促进分类减量。

    探索“互联网＋回收”盈利模式。为有效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方案》还指出，要加快城市智慧环卫系统研发和建设，推广“互联网＋”等回收模式，促进垃圾收运系统平台与线下物流实体的结合。“互联网＋回收”的经营模式无疑是促进传统回收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互联网线上服务平台和线下回收服务体系两线建设，将逐步改变传统回收“小、散、差”的状况，还可减少行业中间环节，使信息更加透明化，同时还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从需求侧来看，还可以有效地连接资源再生利用企业与广大居民，避免居民再度陷入“找不到回收站”以及“对回收价格不明确”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