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如何进行药品采购改革

    清华大学医疗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健

    执行了20年的药品集采制度，时至今日已经暴露出不少弊端：一是低价竞争，部分企业为了中标不惜以降低药品质量为代价来控制生产成本，导致如四川蜀中制药这一类的事件发生；二是招标等同于强行降价，目前，大多数省级招标平台其实质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二次限价与市场准入设置，在招标过程中规定企业的降价比例和规定限价；三是效果异化，虽然各省集采方案中均注明带量采购的原则，但是执行起来却是有其名无其实；四是没有形成医疗机构的正向激励和长效机制，医院在集采过程中只有目录的上报和中标品种的选择权；五是加大企业负担，生产企业不但要耗时耗力地去各省投标，在中标之后还需去各家医院疏通关系确保能够被医院选中。

    改革方向今后医改的重点在于三医联动，其成功的基础在于必须要调动起医疗机构的积极性，无论是将药品从医院的盈利中心到成本中心的转变，还是改变招标方式，改革医保支付制度，这三方面改革的核心都在于药品必须成为医院的成本中心而非利润来源。未来药品采购制度的改革必须落实：一是突出医保管理地位，医保作为最终买单人，在整个集采制度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未来随着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和医保支付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医保在集采过程中的地位应日益凸显；二是落实带量采购，没有量的保证就不会有价的降低，这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常识，而且通过带量采购尤其是用药金额较高的产品可以将价格压缩至企业合理范围，从而让企业对医生彻底无行贿空间；三是推进药物经济学的制定，从国际上来看，药物经济学是保障和评价医疗机构是否合理用药的基础，否则在临床上大量使用低效、无效的药品对医保资金和患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浪费；四是全面执行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对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在临床使用和医保报销方面相比原研产品给予超额待遇。

    网络交易纠纷解决的司法应对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朱春叶

    一、司法理念

    网络交易行业发展速度较快，业务创新度高，信息技术复杂。网络交易纠纷既涵盖传统民事层面、商事金融层面，又涉及刑事层面，司法界研究信息的不对称造成审判实践的难点。针对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法院应当与业界、学术界加强共同研判，促进案件审理的适法统一。要主动适应和服务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提供良好司法服务。

    为此，网络交易纠纷的裁判理念举足轻重，它将影响我们裁判结果的公正与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庭长杨路指出，在网络交易纠纷中，证据制度、纠纷管辖等都会出现新的认识，司法需要有一个相对前瞻性的思考。在法律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司法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此外，法官应当不断学习，尤其是互联网及网络交易发展到今天，监管部门所制定的交易规则，以及网络交易市场自发形成的交易惯例。最后，案件纠纷的背后是价值的冲突与考量，网络交易的消费者需要保护，但保护有限度，因此统一的裁判理念与裁判思路极为重要。法院更多地应当维护正确的交易规则，制止错误的交易规则，促进监管部门制定规则以降低网络交易的风险。

    二、裁判原则

    网络交易纠纷在裁判心态上需要掌握好保守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实现各个裁判目标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谦抑主义、依法保护网络交易经营者和网络消费者权益等。网络交易的本质还是交易行为，并未脱离现行法律对于交易行为的规定。因此首要问题是弄清楚网络交易的结构，把何为交易标的，交易各方是谁，交易方式如何弄清楚，理出相应的买卖、居间、服务合同等法律关系，再确定权利义务责任。当然，法官还要顾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网络交易新特点对于案件审理的影响等。

    我国家事审判立法应怎样完善

    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广东省妇联维权专家顾问  宋耀红

    一、在组织架构上，应建立独立的家事审判法庭。自2007年至2010年，广东省受理的婚姻家庭纠纷（不含继承纠纷）案件数量已占广东省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总量的10%以上。由此，家事案件的数量比重及增长速度表明设立专门的审判庭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家事案件不仅涉及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还涉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及伦理纠葛。应采用综合性思维，在妥善处理法律关系外，还有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情感冲突，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综合家事案件特征来看，家事案件审判员除必须熟悉婚姻家庭审判业务、审判工作经验丰富、协调能力强、善于做群众工作并且责任心强等条件外，还需选取有婚姻经历的男性和女性人员组成家事案件合议庭。

    二、在诉讼程序上，应增设家事诉讼特别程序。家事诉讼案件价值取向在于促进当事人之间的情感弥合及实现和解。职权探知主义更适用于家事案件。即公权力通过对家事案件的干涉，降低当事人的相互敌对情绪，从而化解矛盾。家事案件具有极强的人身属性和私密性。在证据规则方面，家事案件可有条件地降低证明标准，扩大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的范围。家事案件要做到案结事了，需要平衡法律关系及身份关系的矛盾冲突，即第三方力量有效参与家事诉讼无可避免。

    三、在制度构建上，家事案件需要设立特别制度。我国应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以此有效遏制不诚信的家事诉讼行为，防止当事人隐瞒财产。家事诉讼期间是家庭人员由亲密转为陌生乃至敌对的过程，当事人存有极大心理障碍，需引入心理矫正机制，辅助当事人回归正常生活。法院可与民政机关共同开展离婚协议司法确认工作，施行登记离婚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法院可制定探望抚养档案制度，从而为当事人对探望履行状况的举证及抚养权的归属等问题提供有效依据。

    防治土壤污染的有效办法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土壤环境保护中心主任 王夏晖

    土壤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也是筑牢健康人居环境的首要基础，其质量状况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生态安全和百姓民生福祉。近日，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可谓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纲领。

    预防为主是必须始终坚持的优先策略。根据欧美发达国家治理经验，污染预防、风险管控、治理修复的投入比例大致为1∶10∶100，优先保护好优质的土壤是避免后期治理与修复需要大量投入的关键。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难以降解，一旦进入土壤环境与各类成分紧密结合后，对土壤结构、功能的破坏是长期、持续的，即使采取治理与修复措施，也难以完全恢复原有结构和功能。

    将风险管控贯穿始终，坚守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底线。综观世界各国土壤污染防治历程，最终均采用了以风险管控为核心思想的防治策略，并渗透到立法、标准制订、技术措施选取等环节，鲜有对受污染土壤开展大规模的治理与修复的。采取以风险管控为主的防治策略，依土定用、土尽其用，确保受污染土壤实现安全利用，应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技术经济条件的有效做法。

    保护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要以切断污染来源作为基本前提。对位于部分农产品主产区、人口集中聚居区周边的现有工矿企业，应实施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对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企业甚至要采取退出措施。

    推进土壤与大气、水污染协同防控，才能从整体上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实现系统施治。污染物借助大气沉降、水的流动进入土壤环境，造成土壤污染。土壤受到污染后，也会成为地表水、地下水、大气的污染来源。综合改善区域环境质量，需要从污染物产生、排放、处理全过程，推进水、大气、土壤污染协同治理和风险管控。

    中国崛起如何争取“得道多助”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阎学通

    一是，我国外交战略要将国际社会不反对中国崛起作为重要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上再考虑争取国际支持。如果世界上没有人支持也无人反对中国崛起，我们的国际环境就会比现在好很多。这意味着，出台一项政策首先要考虑是否会引起反对，然而再考虑如何争取国际支持。为保障我国崛起的成功，对于历史上道义在崛起国成败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都很重要，但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重要。

    二是，中国崛起是在信息时代，因此中国崛起战略的主攻方向应选择在网络领域拓展利益而不是传统领域。网络能力是拓展我国境外网络利益的有效工具。由于多数国家与我国网络技术和网络使用能力差距较大，因此拓展我国境外网络利益将具有利益冲突小的特点，且很多国家愿意搭乘我国网络发展快车。这意味，拓展境外网络利益比拓展传统领域利益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甚至被认为是相对讲道义的行为。

    第三，要以国力为基础提出实事求是的国际承诺和对外战略目标。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是大国道义的核心内容。超越国力的承诺和目标是无法兑现和实现的，必然导致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从操作化的角度讲，我国的实力为世界第二，而非第一，综合国力约为美国的50%左右。这意味，我国的国际承诺和战略目标不能超过美国。国际社会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GDP的0.7%援助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做不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更做不到。目前，发展中国家向我国要援助的越来越多，额度越来越大，我国不同意，动辄就以双边关系作为要挟。印巴发展核武器，印巴军事冲突，阿富汗战争，这些家门口的动乱都不是我国国力所能制止的。所以，我们需要依据国家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防止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争取“得道多助”的国际效果。

    找准国企党建发力点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许高峰

    从以往经验和教训来看，国有资产流失是国企改革可能出现的最大痛点，严重威胁国企改革的顺利推进。痛点源自于杂音和腐败的交叉作用。在杂音方面，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错误思潮，鼓吹“彻底市场化”“消灭公有制”“变卖国企”等观点，企图误导国企改革方向，蛊惑人心、混淆视听。在腐败方面，以往的几轮国企改革中，部分官员和国企领导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创造寻租空间，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在已开展的数轮针对中央企业的巡视中，中央巡视组也发现为数不少的“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链条式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和风险触目惊心。杂音推波助澜，腐败趁虚而入，二者相互勾结，使得部分腐败行为得以披上“改革探索”的“外衣”，堂而皇之，变本加厉。

    如何拨乱反正、以正视听，如何预防腐败、规范行为，从而消除国有资产流失的“痛点”，是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国企改革中的工作目标和发力点之一。为此，应把握好三个导向：一是目标导向，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作为国企改革的奋斗目标，把守住国有资产不流失作为国企改革的基本底线，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思感、顽强的意志品质，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驰而不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二是问题导向，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和风险，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快建立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堵住漏洞、扎紧篱笆，实现权力运行监督规范化、制度化，企业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确保党的领导不削弱、党的建设不淡化、国有资产不流失。三是舆论导向，党组织要主动发声、善于发声，坚定有力、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潮和舆论，将国企的重要地位、发展成绩、竞争优势、广阔前景向外界客观全面地展示出去，讲好国企故事，加强正面宣传，占领舆论阵地，营造有利于国企改革的良好舆论氛围，保证国企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三条路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  方晴

    一是保持中华文化的先进性。一个不能兼收并蓄的文化注定是没有活力的文化，是注定要被时代淘汰的。在维护我国文化安全中，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层次的根基。只有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化在与世界其他文化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进行重塑，融传统精华与时代特征于一体，始终保持先进性，使更多的人逐渐认同中华文化，才能使其在应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中立于不败之地，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二是加强对青少年的中华文化教育。对青少年进行中华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应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学校、家庭、社会应全方位、立体式、互动性引导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抱有坚定信念，树立文化自信。

    语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不尊重母语，会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毁灭性打击。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语言存在低俗化倾向。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汉语教育，正确引导青少年正确、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维护本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建构他们的文化心理，坚守文化认同。

    三是确立中华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话语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确立中华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话语权。为此，我们必须要不断提升互联网应用开发能力，抢占新一代互联网科技的制高点；不断提升互联网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扩大中文信息的覆盖传播区域，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不断提升互联网文化产品的生产质量，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辐射力、影响力，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谋求认同，牢牢把握在互联网领域的话语权。唯有如此，才能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切实维护好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产业如何走好“平衡木”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  朱玥颖

    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文化创意城市和全球科技创新城市正在引领城市发展的方向。文化创意产业是智能化、知识化的高附加值产业，因而发展创意产业，可以大幅度提高传统制造业产品的文化和知识含量，促进产业升级转化，提升城市竞争力。

    建设生态文明。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第一位的追求。生态文明所强调的协调发展，为我们实现后发优势提供了有利契机。

    发展形象经济。当人们从物质需求转向精神需求的时候，当物质商品经营转为信息商品经营的时候，形象在这个时代特定的经济属性不言而喻。作为一种时代特征，形象对我们的影响和意义是全方位的，导致我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世界上主要城市都有自己的形象：意大利罗马城因为斗兽场、意大利足球，被称之为“最具男性气质的城市”，它的形象是豪迈的、雄浑的；纽约因为华尔街不足一公里长的街道上云集的数十家世界大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以及上百家国际大公司总部，被称为“财富之城”，它的形象是功利的、躁动的。

    打好城市品牌战略。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曾提到：“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以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聚焦若干重点行业——主要是工业与建筑设计、文化传媒、咨询策划、时尚消费等。强化品牌战略，包括做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品牌、创意企业品牌和创意产品的品牌，从而极大地促进产业升级和增强城市竞争力。”

    “新型城镇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必须特别关注文化生态平衡与全球性博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全面发展”与“共赢共处”，彻底扭转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瘸脚”与文化生态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