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的父亲

    父亲是带病去的兰考，那时只觉得他脸黑，现在才知道肝硬化的人脸都黑。下乡时农民看出他不健康的脸色，常有人说：“焦书记，你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呀！是不是生病了？”劝他去看病。

    为了早一天让乡亲们吃饱饭，他抱着“只争朝夕”的劲头工作。他没想到病情会如此严重。早两年的疼痛表现，我没有太多印象了。从秋天起他的病就重了，看了一次中医嫌药贵，说再好也咽不下。到冬天，他穿的棉袄第二第三个扣子不扣，原来是方便伸手进去摁住肝部，那样能稍微舒服点。

    一天他跟我母亲说：“俊雅，我这肚子里长了个疙瘩，你一摸它一缩，像老鳖的头样的。”母亲说：“那你就抓紧时间检查呀！”他说查肯定要查，只不过那段时间太忙了，等过了那段再去查。

    后来肝上的瘤子越长越大，他发现摁住会好受一点，所以大家发现他开会时总是那个样子。虽不文雅，但他觉得疼痛会舒缓一点。

    再后来，他手里抓住什么就用什么，像钢笔、鸡毛掸子等身边随手可用的东西。他最早用的茶杯盖上有个疙瘩，他就用它顶着肚子里的疙瘩，他那时很瘦，肚皮很薄。他摸到瘤子就用茶杯盖使劲往里杵。他用得最多的是刷衣服的刷子，一头顶着肝，一头顶着藤椅。他这样顶着老歪在这个地方，就感觉不到疼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写字翻书。有时他会忘记身上还顶着个东西，站起来想上个厕所，刷子就掉地上了，疼痛突然释放，毫无防备，就从椅子上一屁股坐到地上，疼得能蜷成什么样就蜷成什么样了，有时就像个“句号”。这种情况下，他要在地上挣扎好一阵才能起来，然后再摁住，弯着腰去做其他的事，受老罪了。

    父亲有病不说病。下乡骑车，有时肝疼骑不动，一疼浑身都发抖，常和他一起下乡的刘俊生对我说过：“你爸爸骑不动车子有时掉下来，他再骑的时候总趴在车座上，有时还用车座顶着肝，推着还往前走。”

    一次他在乡下晕过去了，有人赶快跟地委书记张申报告，说焦书记不行了。张申书记刚开始还不相信，说他住院时焦书记还来看过他，怎么可能？汇报的人说真的很严重，肝疼得晕过去了。

    张申书记一听就急了，要求中午12点前一定把他弄到开封地区人民医院。在那里初步检查是肝癌。大家一听就急了，说开封这么小，到省里去查。到郑州医院也说是肝癌，这就紧张了。

    看病的路上他们没座，同行的人就让别人给我父亲让座，他不同意，说大家都是花钱买票，没理由让别人让座。

    在北京期间，组织部长求医生一定把我爸的病治好，说俺兰考是个灾区，是焦书记带领大家看到了希望。

    医生表示无能为力，说是来得太晚了。还说这个病别说在国内，在国外也没办法，让赶快回去。他最多还有20天时间。

    父亲肝部最大的瘤子有鸡蛋那么大，小瘤子黄豆那么大。到最后他咽不下东西，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想吃黄瓜。给他找来几根黄瓜，切成丝，即便这样他也很难咽下去了，喝豆浆倒还顺一点。这基本上是他最后吃的东西了。

    起初肝疼时，他还自己看报看书，疼得实在不行了，整个心思都乱了，就让我母亲给他念。他习惯了工作的状态，还是想了解国家大事。

    母亲后来讲：“一到晚上，你爸爸那肝疼起来，从床这头滚到床那头，也不让医生打止疼针。其实晚上医生也有值班的，但他就是怕麻烦别人，怕多花钱。睡不着，一疼起来大汗淋漓，疼昏过去后，给他换的小背心，一拧汗都拧出来了。折腾到最后一点劲都没了，他跪到床上用膝盖顶着肝，才能睡一会。”

    他老问自己得了什么病，大家都说是肝炎，治治就好了。后来他觉得一天不如一天，不信，他从人们的表情也可以想象是什么病了。

    刚开始他拒绝打止疼针，说是只能止疼不能治病，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兰考这么穷。不打止疼针他疼呀，他就用烟头烫身体。先是烧胳膊，因为不想让人看见。病号服宽宽大大，他烧完以后，把袖子拉下来就遮住了。结果烫着烫着就不敏感了，肝也越来越疼，就一直烫到手腕部位。大家发现后都觉得太残酷了，这么折磨自己，看在眼里痛在心头，都劝他，包括我母亲。可一疼起来他就什么都不顾了，母亲也拦不住，只能等那个疼劲过去。

    烫胳膊没用了，他就直接烫肝外面的皮肤。别人劝他也没用，还说这是他发明的“疼痛转移疗法”，外面疼里面就会感觉好一点。

    经过医生商量，父亲被送进了隔音室。在那里，母亲恳求他：“老焦，你要是再忍不住，就大声地喊吧，在这里你不会影响到其他病人。”

    后期肝癌扩散的速度惊人，父亲的疼痛一天比一天剧烈，但他依然没有喊叫一声。为了不让母亲看到他痛苦的样子，他让母亲回兰考看看几个孩子，母亲哪里肯走！父亲才说：“我这病反正也这样了，免得让你担心害怕。”

    他胳膊上的血管慢慢硬化，已经无法下针了。为了能输入药液，医生最后在他脚踝上割了一道两厘米长的口子。

    接下来是各种化疗、肝穿刺……由于长期的药物注射，他臀部的肿块一个挨一个。

    父亲病重的消息传到兰考，一批批的群众带着干粮或一路讨饭到郑州看望他。人们心酸落泪，他反过来安慰乡亲：“你们别哭了，我不会死，我还要为兰考的父老乡亲工作。”

    下病危通知了，领导去看他，我奶奶也踮着小脚千里迢迢过来了。

    父亲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他问得最多的是“我得的什么样病”，领导说，组织上为治疗你的病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就不问了。

    他开始反思，说自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没有达到兰考人民的要求。组织表态说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又问他后事有什么安排，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父亲希望死后埋在兰考沙丘上，并嘱咐我母亲不要向组织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