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维度处理好
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叶兴庆
第一个维度:集体成员与成员集体。随着村集体提留的取消,集体所有权的经济体现不复存在;随着承包期内新出生、新嫁入等集体成员的增加,新增集体成员的承包经营权无法得到实现;随着部分集体成员去世、迁出,其已获得的承包经营权缺乏退出的通道。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新形势下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的必然要求。沿着这个维度深化农村改革,一要讲清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继续存在的经济逻辑、体现形式,发挥其在处理土地撂荒方面的监督作用、在平整和改良土地方面的主导作用、在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方面的桥梁作用。二要明确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具体含义。三要有条件地赋予继承权,在继续定居农村、有务农劳动力的条件下,允许承包权单子继承,避免土地进一步细碎化。四要鼓励探索市场化退出机制,对长期举家外出,又没有劳动力返乡务农的农户,在自愿前提下,引导其有偿退出承包地。五要鼓励创新承包权的实现方式,在农民非农就业比重很高、人均土地面积很小的地方,“确权确利不确地”就是一种较好的承包权实现方式。
第二个维度:承包权与经营权。随着就业和收入来源非农化程度提高,部分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成员不再务农,但他们又对未来的离农生活缺乏稳定的预期,不愿退出集体成员身份和土地承包权。为在尊重集体成员意愿和促进土地流转集中、提高使用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有必要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沿着这个维度深化农村改革,一要抓好承包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对承包权适度赋权。二要保护务农者经营权。三要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
基础教育改革的三个要点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 叶澜
改善生态,即改善基础教育生存发展的社会生态。基础教育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没有旁观者和局外人,尽管各自所应尽之责不同,但人人有责;要形成对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学校教育健康发展友好的社会生态,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现代文明社会。这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责任。
认清特质,即直接承担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重任的主体必须认清基础教育的特质,把握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基础教育中“基础”的具体内涵会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其在两个层面的基础性地位和价值不会改变:一是为个体一生的发展打基础(包括人品、学问、处世和身心健康),二是为社会所需各类人才的培养打基础。
审视决策,即在教育改革决策方具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决策能促进基础教育发展。以下三点尤需引起决策者注意:一是教育系统内部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区别,系统的不同层次有相关性,但不同层次承担的责任相互不可取代。上层决策应把重点放在顶层设计、宏观把握上,在决策涉及下一层次时,一方面应以有利于激发(而非代替)中观、微观层次责任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原则,为其他层次主体留出自主决策的空间;另一方面应在行为底线和秩序上作出基本规范,并通过法律等保障这两方面的实现。以往基础教育上层决策的主要问题是对属于中、下层的事项管得太具体、太绝对,诸如减负令等,最终往往流于一纸空文。二是“条条”一统到底、“块块”缺乏统筹的权力,致使改革中的一些良好愿望难以实现。比如,基础教育改革不能把希望全押在课程这条线上,而应加强以学校为整体的系统改革。三是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应认识到教育是人的事业、文化的事业。教育虽与社会一切方面都有关联,但不能简单套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目标、策略与措施。不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定性,许多改革就会事与愿违。
怎样对WTO的多边谈判功能进行创新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倪月菊
要达成这个目标,WTO应建立诸边协定委员会或工作组,鼓励、监督和指导成员国在多边框架下进行诸边谈判。因为参与诸边谈判的国家往往是利益相关方,比较容易在某一“模块”达成共识。如《信息技术协定》(ITA)就是在WTO框架下达成的诸边协定。1997年仅有40个WTO成员参加了ITA谈判,ITA扩围谈判的参与方也不到30个,但这些国家IT产品却占到世界IT产品市场的90%以上,因而达成诸边协议的意愿比较强烈,谈判时候的难度自然比在多边层面上容易很多。WTO成员就《信息技术协定》的扩围达成了共识,成为了WTO成立20年来达成的第一个关税免除协定,对于增强和恢复各方对于世贸组织多边谈判功能信心的作用不言而喻。目前,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政府采购协议(GPA)也是在多边框架下开展的诸边谈判,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新的进展。
要达成这个目标,WTO应把多哈“一揽子”谈判议题划分为容易、较容易、较难、非常难等几个类别,先尝试聚焦于更小,但成功几率更高的议题上,建立工作组,争取各个“击破”。例如,“巴厘一揽子协定”首先在简化海关及口岸通关程序、允许发展中国家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具有更多选择权、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贸易等内容上达成了协议。“巴厘一揽子协定”也因此成为世贸组织成立以来首份多边贸易协定,成为完成多哈发展议程的重要基石。在内罗毕会议上也达成了规模较小的一揽子措施,包括禁止对农产品提供出口补贴,农业出口融资的新指引,以及贫穷的棉花生产国获得进入发达市场的新渠道等。
总之,创新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功能,以更灵活、更务实的方式开展谈判,WTO能够产生成果,多边贸易体系也能够避免多哈回合夭折的命运,重拾往日的辉煌。为达此目标,不仅需要WTO成员共同努力,更需要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G20成员的共同推进。
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薛澜
首先是舍得放,也就是能够割舍,敢于放弃。我们每个城市什么都想做,最后一看什么也没做好,还不如集中一点,发掘这个城市自己的优势,长期做下去,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城市。其实大家仔细想想,我们走过的很多地方,真正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可能就是那个城市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在某一个方面所形成的特色。所以,我们的城市规划在战略定位和规划上敢不敢有点创新、敢不敢有所放弃?现在很多城市讲发展战略,其实所谓战略就是要有所舍弃。
第二就是慢一点。剑桥大学800年有很多东西流行了又过去了,最后积淀下来的就是这些传世之作。城市跟大学一样,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时尚和流行;但是城市又是严苛的筛子,那些经不起风吹雨打的,耐不住改朝换代的,都逐渐被淘汰掉了;而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过得了不同朝代的金睛火眼的就随时间沉淀下来,成为城市宝贵的财富。而这个筛选积淀的过程需要时间,不能太快。所以我想有些东西还是稍微慢一点有好处,矛盾的暴露需要时间,人们的品位形成需要时间,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时间。
第三是可持续。我们讲生态资源的可持续讲得多,落实得远远不够。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事情,也开始蔓延到很多中小城市。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给我们造成的当期损失以及给我们后代所带来的负担远远要超过我们目前的任何估算。同时,制度建设中的可持续性也非常关键。例如我们对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关注不够。但没有一个健全的公共财政体系,很多地方的城市化就很难持续下去。我们的很多地方政府有各种创新,但真正如果能够跟老百姓的长远利益相一致,这种制度创新就是可以持续下去,否则就是昙花一现。
传统书画在当代如何创新
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西沐
传统书画市场在2014年遭遇寒冬,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以及礼品需求的下降,书画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行,到2015年甚至达到冰点。目前艺术品市场整体还处在恢复期,尽管传统书画之前的市场相当火爆,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仍处在进一步的调整阶段。
时下,“当代水墨”已成为中国画领域的热词,对水墨媒介的探索愈加多元。与此同时,传统书画面临着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问题。以传统中国画为例,传统中国画进入当代,同样需要创新。
促进传统中国画创新的动力包括四方面:
一是基于文化传统的文化审美取向的导引力的形成发展;二是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价值建构与推动力的形成;三是文化消费崛起的内在需求驱动力的不断壮大;四是研究与政策的牵引力的建构与发展。
传统中国画的创新应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一是要在文化传统的丰富资源与推动;二是要认知并不断顺应世界美学转型的趋势;三是要根植民间文化艺术精神与土壤;四是要深入认识与把握水墨系统生发的规律。
那么,传统中国画应如何创新?
一是跨界融合发展,如在区域上的跨界(国际与国内、全国与区域)、在画种上的跨界、在与新科技的融合上跨界、与传播技术融合的跨界;二是水墨系统的生发,一方面可以追求传统笔墨的文化体验并进行具有时代精神的出新,而另一方面基于水墨表现的视觉表现能力进行出新;三是向民间艺术文化学习,要扑下身子到民间文化艺术的母体中去吸取营养,才能从中寻找到更多传统的活力与灵感;四是要强调认知、学习、创造的出新动力,在世界美学转型与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架构下,进一步探索与寻找出新的动力、机制、形式、方法与突破口。
改革省级药品采购制度的对策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姜晓萍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陈永正
增强挂网价的形成方法的科学性。从根本上改变挂网价格仅仅依靠比较若干流通价格的方法,采用参考药企的生产成本和利润水平形成挂网价格的方法。作为过渡措施,可以在确定挂网价格之前,聘请第三方专业人员对药企供给药品的成本和利润进行摸底,并且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药企供给药品的成本和利润调查核实,在此基础上考虑其合理利润确定挂网价格。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全国性法规,运用法律手段强制要求一切药企公示生产成本。
省级药品采购机构干预医院选择药企的程序和理由。鉴于在“医院作为采购主体”的条件下,省级药品采购机构不能替代医院选择药企,可以考虑赋予省级药品采购机构干预医院选择药企的程序和理由的权力。
引进“陪审团”制度行使医院对药企的选择权。引进“陪审团”制度最终行使医院对药企的选择权,在省级药品采购机构举行的公开答辩会上,由临时挑选患者组成的“陪审团”在听取医院关于以“优质低价”为理由选择药企的陈述后,做出是否同意医院选择某个药企的最终决定。
用“医保控费”形成“带量采购”的合理基础。加快推进医保控费,按照国家关于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中药占比总体降到30%左右的目标,尽快形成医保支付用药总费用大幅度降低迫使医院药品采购费用减少的倒逼机制。大幅度减少的药品采购总费用,将迫使医院产生低价优质药品的采购动力,以此形成医院“带量采购”的合理基础。
以薪酬制度改革保证医院作为采购主体的公正性。只有在财政适当补助的同时,将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建立在以医生诊疗费为主的医疗服务收费之上,才能彻底消除医院推高药价的内在动力,令医院的利益与药品采购量脱钩,令医生对药价的视觉与患者一致,从而保证医院作为药品采购主体的公正性。
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还需加快电力体制改革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朱敏
一方面,应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大力发展调峰电源。调峰电源是进一步促进新能源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除了抽水蓄能电站以外,常见的调峰电源有水电站、燃气电站、纯凝式火电厂等。水电站具有较好的启停特性,但对于水电资源贫乏的三北地区用处不大;燃气电站具有良好的调节能力和调峰性能,但考虑到天然气供给、价格等因素,燃气电站的发展规模尚需深入研究;纯凝式火电厂具有一定的调峰能力,但存在煤耗增加、排放增加、设备磨损、寿命减少的不利影响,而且我国“三北”地区纯凝式火力发电机组比例小,冬季调峰能力严重不足。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我国以煤电为主的电源结构,调峰电源还需以现有的火力发电厂为基础,结合技术创新,将火力发电厂改造为调峰电厂,使之能够适应电力系统负荷快速波动,具有良好调峰特性,同时又能够优化火电机组调峰煤耗,减少设备磨损,降低调峰排放,而且满足供热需求。
另一方面,需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理顺新能源与其他化石能源的利益关系。要保证新能源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电力体制改革入手,从国家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年~2020年)》不难看出,新的电力体制改革主要是推进电力领域价格改革,推动供求双方直接交易,构建竞争性电力交易市场。在新的电力体制条件下,发电企业与用电方通过电力市场直接交易,发电企业的经营收入将主要依靠长、短期合同和实时电力平衡合同,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将应运而生;在新能源装机比例高的地区,发电与用电不易匹配,电力峰谷差拉大,调峰需求越大,调峰服务的市场价值越高,具备较强调峰能力的电厂将获得巨大的调峰辅助服务收益,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这样,常规能源与新能源的利益不再是矛盾关系,市场利益促使常规发电企业有动力为新能源调峰,使原先“风火竞争”转为“风火互补”,从而促进新能源的进一步发展。
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建议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余红辉
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将“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让我们这些长期从事节能环保工作的企业负责人感到无比振奋,下面我提几条具体建议:
一、加强和完善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发挥标准对产业发展的催生促进作用,为节能环保产业拓展更大空间。尽快提高和落实环境标准、强化和完善能效能耗标准,倒逼节能环保产品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不断升级,促进全社会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比如:推进节能环保产业统计核算体系的落实;加快提高重点用能产品能效标准;修订提高重点行业能耗限额强制性标准;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建立和完善市场化的运行环境,培育市场有效需求,激发市场活力。节能环保产业市场正常运行需要一套完善的市场机制。包括:能源、资源、环境产品及服务的价格信号导向机制;谁污染谁付费的责任延伸机制;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标准体系;第三方监测机制和服务体系;排放限值制度和排放权交易机制;技术准入许可机制等。
三、强化创新驱动战略,推动、鼓励和支持节能环保领域的科技创新。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关键就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先进的技术必然带来产品的更新换代、规模扩大和产业升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上,总体上相差大致15年左右。因此,技术创新能力将决定节能环保产业的未来。要加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化公司,带动整个产业的升级和快速发展。
在不久前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全球195个国家达成历史性减排协议,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就气候问题达成一致,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中国承诺就是中国行动,这是艰巨的挑战,也是伟大的目标,在这个绿色转型过程中,节能环保产业必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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