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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因安徽省黄山市是否应该恢复古称“徽州”，在网上引起热议。其实，黄山（徽州）名称的变化，只是古今地名变迁的一个缩影。中国固然也有如同“永恒之城”罗马一样建成之后两千多年名称不变的地方（譬如无锡），但更多的地方在历史长河中已是数度易名，这又是怎么回事？
从上海滩的“南京”路说起
众所周知，上海市区的路名基本来自全国各地的地名。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被称为“中华第一商业街”的南京路。南京路的路名显然是来自“南京”这个地名，但以“南京”这个地方命名的上海马路却远不止这一条“南京路”。这是因为上海站南广场口的一条马路大名就是秣陵路——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郡县的时候，今天的南京所在就是秣陵县。
到三国时期，孙权将东吴统治中心迁到秣陵，在此筑起石头城，又取“建功立业”之意将其更名为“建业”，而现在的浦东，也可以找到这条“南京”路——建业路。三国一统之后，在西晋征服者的眼里，“建业”的内涵就有些政治不正确了，于是改成同音的“建邺”。因为西晋的末代皇帝叫司马邺，为了避讳，此地再度更名为“建康”，虽然与“建业”一样都是佳名，但“建立安康之地”与“建功立业”的雄心相比，偏安之心已是不言而喻。
东晋南朝都以建康为都，江东王气，三百年终。隋灭南陈，自然也容不下“建康”之名，遂以“江外安宁”之意贬为“江宁”。于是，以南京为京城的政权灭亡后，江宁往往是来自北方的新统治者最中意的名字，隋代（灭陈）、宋代（灭南唐），清代（灭南明）俱是如此。
南京在历史上的名字变化或褒或贬，根本源头在于统治者的好恶。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隋灭陈后将富丽堂皇的南朝宫殿夷为平地，就是其中一例。同样原因引发的地名变迁不惟南京，宋廷平定方腊起义之后，深恨江南百姓造反，古今艺术修养最高的皇帝宋徽宗遂在地名上做文章。方腊的两个活动区域，歙州被改成徽州，取的是“徽”的本意“捆绑束缚”；睦州则被改成“严”州，意思更是不言自明的。相比之下，朱元璋为避国号讳，取“海定则波宁”之义将明州改成宁波，显得已是很“友好”了。
越变越小的“州”
话说回来，上海滩的“南京”路虽多，却未能穷尽历史上的南京名称。758年，唐代以江宁位置重要，取“升平之地”之意改置“昇（“升”的繁体字）州”，但如今沪上并无“升州路”（不过南京还有）。再说到“昇州”之“州”，在中国的地名变迁里实在是个有趣的物事。自古就有九州的说法，但“州”真正在政区里出现则要到汉代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二级政区制度，汉代因之。西汉武帝创立十三州，作为监察区域；至东汉灵帝时，黄巾军起，南阳太守刘焉“以为刺史威轻……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于是改州刺史为州牧，并行使行政大权，地方政区亦由此变成了三级制，刘表是荆州牧，刘备是豫州牧，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此时的“州”幅员广大，譬如蜀汉一国，其实只及汉代的一个益州，换句话说，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牧之后，后主刘禅确实也没啥事可做了。
可能出于限制州牧权力这个考虑，加上国家分裂，割据政权各行其是（譬如三国魏吴都设荆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越来越多，辖区倒是越来越小，到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陈加起来，居然已经有253个州，而下一级的郡不过698个，基层的县亦只有1562个。这实在是机构臃肿到不能不改的地步了，隋代平陈后罢天下诸郡，等于是把州降级到原来郡的地位，隋炀帝干脆又把州改名为郡，绕了一圈又回到秦代的老路上去了。唐代沿袭隋制，但中央直接管理几百个州实在过于困难，唐太宗就苦于记不住各地长官名字而将其写于屏风之上，中唐之后，遂又变成道州县三级体制。虽然州在唐代的地位下降，但对中国地名却影响深远。不像秦汉的郡名毫无规律，唐代州名整齐划一，一律是单字加州，许多名字今天也是广为人知的。
但唐代的州制也有例外，自从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把国都雍州（今西安）升为京兆府，把陪都洛州（今洛阳）升为河南府后，“府”俨然就成了拥有特权的州。到宋代就出现了“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府都由州升迁而成，等级均为上州；比如南宋的“行在”杭州升为临安府。好名字自然人人向往，于是府就变得越来越多，到明清更是成为主流，故此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
都是附郭县惹的祸
明清时期，地方行政基本是省-府-县三级。通常一个府辖有数个或十数个县，其中府城所在县称为“附郭”，比如宁波府的附郭县是鄞县，苏州府的附郭县则有吴、长洲、元和三个之多。附郭县令知县和知府在同一座城里，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牵制，所谓“趋跄倥偬，供亿纷纭，疲于奔命”，以致有“三生不幸，知县附郭”的说法。
正是附郭县的存在，久而久之，府名所指对象也开始变化。一方面，它仍然指的是整个府所辖区域，比如明清时期广为诟病的“苏松重赋”，指的就是苏州府与松江府（相当于今上海市与苏州市），而扬州府兴化县人郑板桥也算在“扬州八怪”里。但另一方面，有时府名所指仅是附郭县而已，譬如晚清的《海陬冶游录》记载当时的上海青楼，“以苏常者为佳，土著次之，维扬江北，又其次也”，其中的“苏”指的就是苏州府的附郭吴县（及长洲、元和）与同属苏州府的“常”（常熟）相对。
更大的变动来自“市”的出现。近代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求行政管理和行政建制与之相适应，即从“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1926年，广州借鉴西方城市体制颁布实行《广州市暂行条例》，规定“广州市为地方行政区划，直接隶属于省政府，不入县行政范围”。随着《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和《南京特别市暂行条例》的公布，至1927年出现了上海和南京两个直属于国民政府的直辖市和广东省辖的广州市，初步形成了城市型政区的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地级市管县（及县级市）的格局，此时的市实际已是一级行政区而非起初概念。淮安大概是最典型的例子，先是建国初期淮阴县城析出清江市，1980年代，这个清江市升格为地级淮阴市，管辖原淮阴地区各县。到2001年，淮阴市再度改名淮安市，清江市变成了清浦区，而旧淮安府府城淮安县（山阳县）则被改成楚州区，2012年又一变，楚州区又成了淮安区，实在令人眼花缭乱。
虽然现今的地级市幅员显得与旧时的州府颇为接近，但毕竟时过境迁，即使现今热议的安徽黄山市，其实与古代的徽州府也已不是一回事了。旧徽州府的六县，绩溪现属宣城市，婺源更是别属江西省，而黄山所在的黄山区（原名太平县），古时却不属于徽州府（属宁国府）。从这个角度而言，经历物是人非的变迁之后，倒也不能简单说黄山市应当“复名”徽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