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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说，好的剧本不是用手写出来的，而是用脚写出来的。所以，应该迈开你的双脚，无条件、长期地到生活中去，形成对生活和人物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谈艺术家：要耐得住寂寞
讲述张学良传奇一生的历史剧《少帅》，今年在大陆热播，让总策划张和平的名字，再次走进公众视野。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院长张和平，以“金牌策划”闻名影视界：《宰相刘罗锅》《云水谣》《不见不散》等一批耳熟能详的佳片名剧，均离不开他的心血。说起《少帅》，他打开了话匣子。
“整整7年，历经坎坷。”2009年，张和平赴台湾参加活动，被车中播放的广播“张学良口述历史”所吸引。他当即更改行程，直奔张学良拘押地——井上温泉别墅。望着满目荒芜，他触景生情，萌生了《少帅》的创意。《少帅》以自传式口吻讲述了张学良的一生。除了技术性的创作瓶颈，最大的困难在于“历史正剧不好卖”。“现在拼收视率很厉害，不少节目是偏搞笑娱乐，很多人认为历史剧不行，”张和平说。
但《少帅》成为了一匹黑马。2016年1月《少帅》登陆大陆电视荧屏，首播“开门红”，收视率达到1.332，市场份额3.5%。至2月3日剧终，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甚至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民国历史热”。谈起这有点意料之外的大获成功，张和平没有太多兴奋，话锋一转感慨道：“一定要心无旁骛地搞创作”。
从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到人艺院长，又到如今的市文联主席，回顾自己的经历，他称最感谢、最难忘的是“当了17年群众演员、有5年在大兴郊区”。他反复强调，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完成的，而要靠长期积累、踏踏实实进行创作。
浮躁、浮夸、肤浅……聊起如今的创作环境，张和平显得有些无奈。“我不反对功利，但现在功利太多；宣传当然重要，但不能太追求宣传。《红楼梦》，是曹雪芹一生的结晶；梵高当年画了1000多张画，卖不出去，还继续画……”一向语气温和的张和平，突然有些激动。在连说了两遍“现在问题不在于缺钱”之后，他用一句话婉拒了记者后续的采访：“艺术家，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出好作品，但如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谈创作：还没有真正开掘出“人性的富矿”
实际上，作为一个有着60多年历练的剧院，人艺的经验带有普遍性。即使是在更广泛的文艺创作领域里，好剧本也是成就经典作品的必备条件。好剧本能够促成人才的出现、能够“造星”；相反，一个文学质量、思想浅薄的作品会毁掉一批人，丢掉很多机会。
文学是作品的魂和根，不仅在戏剧、电影上如此，在其他领域也适用。我曾担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有人说，这只是个仪式而已，搞得热闹、好看就行。但我认为，外在的表现，需要内在的基础：如何用国际化的语言讲好中国的故事？因此，在开闭幕式的团队里，有两位文学顾问：刘恒和王安忆。有人问，这样一个唱歌跳舞的大晚会用得着他们吗？我认为需要。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加入，有了文学的意识，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才会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让人有回味的空间。
文学本身是人学，最重要的是要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好剧本缺失，正是创作者对人的命运缺乏深刻的认识。
这里要提一提主旋律电影。现在，主旋律电影很多，但真正立得住的却不多。为什么？因为创作者不了解他所描写的对象，于是苍白地从概念出发，直奔主题。这样的作品，是在毁坏“主旋律”这三个字。“主旋律”是很伟大的三个字，社会需要它、人民需要它，但如果我们粗制滥造，不珍惜作品，就会使“主旋律”大打折扣。
我推出过《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云水谣》等几部主旋律作品，总的社会反响不错。这些作品里面都有鲜活的人物，无论是张思德还是雷锋，都是典型的英雄人物，塑造好这些人物要花很大力气。怎么办？一位作家说，好的剧本不是用手写出来的，而是用脚写出来的。所以，应该迈开你的双脚，无条件、长期地到生活中去，形成对生活和人物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谈自我：不敢称“金牌策划”，秘诀在于坚守“人民性”
在业界，有人称我为“金牌策划”，认为我总能找准艺术和商业的契合点。这个称号我不敢当。我也失败过，是党和人民替我交了学费，让我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挫折中积累了经验。当然，对市场的感觉，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一定要谈心得，我认为成功的秘诀是坚守“人民性”。
大家都知道我写了哪些歌、拍了哪些电影、推了哪些话剧，但鲜为人知的是，我做过17年的群众工作。1968年到1970年的两年时间里，我在山西4643部队农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0年到1975年，在大兴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走遍了大兴县的各村各户，去过所有的公社、所有的村，多是骑着自行车，驮着行李去演出；1975年到1979年，在北京毛麻丝公司工会搞文体；1979年到1985年，在北京群众艺术馆的群众戏剧组。1968年到1985年，后来的一些成绩正是得益于那17年群众文化工作对于我的滋养。在与群众的接触中，我知道了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日后，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换位思考：如果我是观众、是读者，这部作品我会喜欢吗？位置一颠倒，在工作中就能克服文艺工作者最容易犯的毛病——自我。我一直认为，包括我所在的人艺，必须把握住这样一个方向：人民艺术剧院离开了人民，必定一事无成。
谈人艺：走出“迷失90”
会聚五星阵容的《窝头会馆》、莫言编剧的《我们的荆轲》、陈道明主演的《喜剧的忧伤》、复排的经典剧目《原野》《蔡文姬》《龙须沟》《李白》《家》《鸟人》等，再加上莫斯科艺术剧院三台大戏访华演出，近些年来人艺的舞台上可谓亮点频现。北京人艺似乎再次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新的繁荣。挂在张和平嘴边的永远是：这是北京人艺所有在世的、不在世的，在编的、不在编的人艺人努力的结果，是方方面面给予它支持与培育的结果。
上世纪90年代后，人艺和许多文艺团体一样，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度迷失。张和平的到来，给人艺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加强了人艺的凝聚力，不仅徐帆、胡军等曾经已经离开了人艺舞台多年的人艺人再次回到舞台上，而且刘恒、莫言、陈薪伊、陈道明等包括编剧、导演、演员等各方面的大腕都聚集到了人艺的舞台上。无论是小剧场的制作人制，还是明星的加入，张和平的到来确实给人艺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机，即使一直坚守在人艺舞台上的濮存昕都深有感触，“之前有一部作品，说好由我演男主角，我也跟着谈了五六次剧本，应该签约了，但我还觉着没有创作感觉，就辞演。他没有流露出一点儿的不满，这是他作为艺术管理者的气度和心胸。要知道为了我，整个演出计划都调整了，他心里的失望我能想象的到，但他尊重我的艺术状态，这让我很感动。”
“我觉得我在或不在某个位置上并不重要，我肯定还会继续从事文化工作，我也会在脚下没有任何‘土地’的情况下，继续做一些事，一息尚存，我就要努力奋斗。”张和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