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与他的三联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界，享有盛誉的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是与其主办者邹韬奋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所写的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对邹韬奋一生奋斗经历的最好概括。　

    办《生活》

    1926年，邹韬奋在上海接手一个叫《生活》的小刊物，这个刊物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两个半职员（三人中有一个还在外面兼职），销量不过2000份。因付稿费太低难以对外约稿，主要由邹韬奋轮换用六七个笔名撰文。邹韬奋上任后创新编辑方法，避免使用贵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生活》将报纸和杂志的优长兼顾起来，里面都是一两千字的有趣文章，以小市民、小职员等“小人物”为对象答疑解惑，不到三年其销量便升到4万份。“九·一八”事变后，《生活》杂志又以疾呼救国的政论为主，订户扩大到15万份，远销海内外，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这一杂志的稿费，又成为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环境下许多革命文人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

    “九·一八”以后，已成名人的邹韬奋对国民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极为愤慨，改良政府的希望完全破灭。1932年，他加入了宋庆龄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在杂志上大量发表鲁迅的文章。隐蔽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也对杂志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不久，蒋介石的嫡系军官胡宗南“来访”，与邹韬奋争吵了4个小时，随后当局又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为由禁止邮递《生活》杂志。1933年夏，人权保障同盟的具体主持人杨杏佛遭暗杀，大家得知特务也把邹韬奋列入黑名单，便力劝他出国避难。

    此后，邹韬奋环球旅行两年，着重考察了西欧诸国和美、苏。他看到了经济危机下的西方有巨大贫富悬殊，也看到苏联的建设成就和青年的自由解放风气（那时还未进行“大清洗”）。他后来说，以前对美国是有好感的，但是看到白人与黑人对立等社会矛盾及剥削者的贪婪，深感其腐朽没落。他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地下支部的会议，并向旅美中共党员提出了入党申请。1935年邹韬奋回国后，不顾威胁利诱继续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翌年，他参加了组织救国会，将所办的《大众生活》作为救国会的机关报，结果被逮捕关押了八个月，成为轰动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案”。抗战爆发后他得以出狱，为体现团结对外的精神接受政府之聘就任国民参政员。面对国民党的高压，邹韬奋把希望寄于共产党。在重庆，他是“周公馆”常客，周恩来也经常出席《生活》书店的茶话会。邹韬奋临终前曾说，周恩来是他毕生最敬佩的朋友。

    从1939年起，国民党在大力反共时加紧打压社会舆论，一年多内生活书店在全国原有的56处分店只剩下6个。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与邹韬奋在南洋公学同窗多年的关系设宴相请，软硬兼施逼他参加国民党，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邹韬奋马上质问：以你的职业，看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徐恩曾厚颜无耻地回答：已经监视你几年，未发现是共产党的证据，不过在当今，“不参加国民党就会是共产党”。邹韬奋气愤之余只说了一句话：“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接着拂袖而去。国民党当局随之将所剩的6个分店又查封了5个，留下的重庆一家店也岌岌可危。邹韬奋为示抗议，愤然辞去参政员一职，摆脱监视，化装出走香港，在中共南方工委的支持下复刊了《大众生活》。　　

    邹韬奋到香港八个月后，1941年12月日军便攻占当地，他带着全家躲进铜锣湾的贫民窟里。此时，中共南委接到延安关于抢救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华的指示，派东江纵队交通员接他内渡到根据地。邹韬奋原打算回重庆，却得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下密令，只要发现他便“就地惩办，格杀勿论”，便暂留粤东游击区与战士们一起住草棚，在山间密林中行军转战。后来，周恩来考虑到邹韬奋的安全，电示当地党组织将他转移到华中新四军处。1942年9月，他化装成商人，步行千里，通过国民党和日军的重重哨卡，经武汉到上海，再由交通员接到苏中解放区。　　

    进入了根据地，邹韬奋感觉到了新天地。他同新四军一起行动，考察抗日政权的活动，并在千人大会上讲演，在盛赞建设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一些缺点。他还打算北上遍访各解放区，一直行至延安，再写一本《民主在中国》。

    “不要怕”

    然而，邹韬奋的耳病日益严重，有时痛得打滚，经诊断是耳癌。当时，根据地没有治疗条件，只好派人秘密将他送往上海。毛泽东对此事也非常重视，党中央专门致电华中局指示要赠送足够的医疗费。　　

    “先生的病是癌症，1942年八九月间，病症初起，患部在右耳后部至右颊，右耳内有脓水流出，1943年一二月间，病痛加重，患部剧痛如刺，日不能安生，夜不能安眠，但仍忍痛工作，写文说话或演讲。”韬奋先生的老搭档徐伯昕后来回忆说。

    癌症手术后的放射治疗，对人的损伤很大。邹韬奋每做一次，即呕吐不止。由于手术中损伤了颌面部的神经，他的半边脸歪了。邹韬奋经常照着镜子，自嘲说：“这倒好，使别人更不容易认出我来了。”

    这时韬奋的长子邹家华（原名邹嘉骅）、夫人沈粹缜先后来到上海。邹家华住在蒲石路二姑家里（现长乐路786号），他一面到医院照顾父亲，一面在附近的大成中学继续上高中。至1943年9月，邹韬奋在红十字会医院已经住了半年多，为了避免引起敌伪注意，便转移到格罗希路上的格罗疗养院（后改名剑桥医院，现延庆路18弄10号）继续治疗。这是戴笠亲信丁伯雄开的一家私人小医院，只有20张病床。这时邹韬奋的病情又有了变化，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并向下扩散，每天头痛不止，只能靠注射杜冷丁度日。陈其襄负责采购杜冷丁，他差不多把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买光了。起初，一支杜冷丁能维持两三天，到最后药效缩短，每天都需要注射。夫人沈粹缜也学会了打针。

    徐伯昕后来记述：“疼痛最剧烈时，先生用两手捧颈，转侧起伏，呻吟不息，眼泪夺眶而出。先生常对在旁的朋友说：‘我的眼泪并不是懦弱，也不是悲观的表示，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时候，用眼泪来和疾病斗争。’”

    在病床上，邹韬奋仍在考虑国家前途。1943年10月，他把自己反复思考的一些问题，口述出来，请在场的同事帮他记录。这就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对国事的呼吁》。邹韬奋希望，“国民党必须诚意取消一党专政，诚意接受各抗日党派共同抗日，共同建国的原则，否则一切都是空话”。他最后说：“我个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眷恋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1944年，是韬奋生命的最后一年。年初，他就开始撰写自传性质的《患难余生记》。他简要回顾了《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用更多的笔墨控诉国民政府对新闻的钳制、打压，对文化事业的迫害、摧残。这本书只完成了三章5万多字，写到生活书店的“八种精神”，未及展开便无法坚持下去了。7月24日，一代出版家韬奋先生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享年49岁。临终前，他给夫人沈粹缜写下三个字——“不要怕”。

    在生命最后时刻，他曾对身边人说：“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与日报，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对政治主张，始终不变，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拥护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