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绝”的智慧

    美国化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为自己订了一份通用的谢绝书：“对您的来函表示感谢，但十分遗憾，我不能应您的盛情邀请而给您签名，赠送相片，接受采访，发表广播讲话，在电视中露面，赴宴和讲话，充当证人，阅读您的文稿，作一次报告，参加会议，担任主席，充当编辑，接受名誉学位，等等。”克里克不无智慧的谢绝虽然少了“人情味”，但却避免了无数麻烦，省却了许多无意义的社交应酬，节约了大量宝贵时间。

    大概名人、要人、成功人士都会遇到类似的麻烦，都需要拿出谢绝的勇气与智慧。谢绝和拒绝还不一样。谢绝，基本都是好事或善意，至少当事人是这样认为的；拒绝，则只要把脸往下一拉，把头一摇就行了。谢绝，则既要把事情回掉，还要感谢人家的“好意”，既要语言委婉，合乎情理，又要坚决而不妥协，所以，如何措词，还要一番踌躇，需要点智慧。

    钱钟书先生生性淡泊，最烦应酬，特别是晚年，几乎谢绝所有宴请、演讲、兼职和采访，尽管人家都是好意。可钱先生不这样看，“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很好，就有必要去见下蛋的母鸡吗？”他这样谢绝那些希望拜见他的读者，倒也不失幽默诙谐。而对于种种胡吃海喝的宴请，他又这样谢绝：不愿“花些不明不白的钱，吃些不干不净的饭，见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似乎直接有余，巧妙不足，但更见先生之清高狷介，也更有成效。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谁还好意思再上门相邀。

    作家茅盾是个温和厚道的人，他的谢绝很客气，带有商量的味道。1958年3月，茅盾给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写了封信说：“现在写一点我个人的规划，可是规划是订下来了，能不能完成，要看有没有时间。这就希望领导的帮助。一、帮助我解除文化部长的兼职和政协常委的兼职；二、帮助我解除《中国文学》和《译文》的两个兼职；三、帮助我今年没有出国任务。如果照上面所说，一面挂名兼职这么多，一面又不得不把每星期五分之二的时间用在开会、酒会、晚会等三种‘会’上，那么我就只能不写小说了……”正是因为他的谢绝太过客气，不够决绝，当然还有“工作需要”，所以不大奏效，他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泡在开会、酒会、晚会上，写作计划基本落空，在他后半生的三十年里，没有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问世。

    与茅盾相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自认为其成功的最大诀窍就是“善于谢绝各种邀请和应酬，成功地关上了自己的门”。他一向谢绝采访，谢绝各种会议，谢绝入选名人辞典之类，以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卷、《东欧国家文学史》、几种版本的《世界文化名人辞典》，都查不到他的名字。也正是因为他谢绝了几乎所有与写作无关的活动，才得以集中精力去从事他钟爱的文学创作，卧薪尝胆默默无闻地耕耘了大半辈子，最终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人生苦短，转眼百年。学会谢绝，可以帮你节约时间；学会谢绝，可以帮你集中精力干事情。

    那么，就请适时关闭电话和电子信箱，以减少各种“热情”干扰。那些可有可无的应酬，充当“花瓶”的作秀，五花八门的研讨会、颁奖会、演讲会，电视台的名人访谈，名目繁多的大赛评委，能谢绝就坚决谢绝，不妨学学钱钟书先生幽默而决绝的精神，学学克里克先生的巧妙措词和不妥协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