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建不是中日“生死场”

    鉴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缺口如此之大，仅印度未来几年的基建就需要1万亿美元，因此在亚洲基建问题上，实际并不存在中日竞争的“独木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宣布，日本计划在今后5年投资大约1000亿美元，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闭门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日本紧随世界银行对印尼投资的110亿美元，改口追加100亿美元。对此，日媒报道，安倍此举意在与倡议设立亚投行的中国“叫板”，展开亚洲主导权的争夺，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原因：日本缘何“叫板”亚投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经济专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刘云认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处在中美竞争的十字路口，主要竞争点是亚洲的货币问题。在货币问题的竞争之下，美元对世界影响力下降，从长期看，日元有成为区域货币的国际化目标。但由于近年来中国贸易量迅速增长，导致日元的贸易结算额下降。因此日本曾想基于清迈倡议和货币互换，建立一个由日元为核心的约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但因被美国反对而“流产”。现在日本拿出的1100亿美元与曾经的构想有关，但主要是针对中国提出的亚投行概念。

    日本一直把基础设施投资作为自身国家经济征场的命脉。2010年鸠山内阁提出对亚基础设施出口的倍增计划被列入日本经济增长战略中。从2013年5月安倍上台，也把它作为日本复兴战略计划的重点，预计到2020年基础设施出口将扩张3倍至约2500亿美元。因为日本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国内消费增长空间十分有限，即使再搞“安倍经济学”的量宽政策也难以使经济实现高增长。为了拉动经济，日本需要通过基础设施的出口，特别是核设施和高铁项目出口实现带动效应，背后涉及的是生产的设备，提供的人员、服务、后期维护，等等。一个项目的出口对日本非常重要，会带动带有官方性质的国际协议和日元贷款，加上提供支持的商业银行，再到大中小企业，形成一个整套的出口战略。因此亚洲的经济利益是日本的必争之地，而在经济制度上，亚投行的出现既对美日建立的世行体制进行了挑战，同时也在基础设施的实际利益上对日本构成了冲击，所以它的反应相对强烈。在对待中国亚投行问题时“绑架”美国，希望美国同它一样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策略：日本如何应对亚投行

    在英国坚定地宣布加入亚投行时，日本整体的阵脚是慌乱的，然而在最初的慌乱之后，通过请回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等重量级人物进行几次内部会议，日本很快形成了应对亚投行的策略。

    刘云指出，日本做文章的根本在亚行，因为亚行是它的基础，而且日、美并列亚行最大出资国，各占15.65%的份额。日本逐步实行对亚行改革，将亚洲开发基金的346亿美元转为亚行资本，使亚行增资到530亿美元，放大其贷款能力的50%，实现投资能力的扩张，达到每年200亿美元。另外，日本成立公私合营（PPP模式）的机构，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推进项目。日本计划到2020年将民间投资翻一番，基本达到现在亚行投资的规模。目前，日、加、澳三国政府已出资6400万美元资助亚行，旨在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筹备、组织及开展公私合营项目的市场运营。

    日本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在国内，重新制订ODA（官方发展援助）大纲，使其能向东南亚提供武器出口支援；成立海外交通与城市开发事业支援机构（JOIN）；设立经济合作基础设施战略会议。把国内资源进行整合，提高了国内对外投资的能力。在国外，日本抓住东南亚项目，利用顶层营销策略，由政府高官出访建立合作。弱化政府担保，提供更多对外援助贷款，争取贷款时间与中国抗争。

    实质：中日竞争的“独木桥”不存在

    刘云认为，在日本看来，中国建立亚投行是对旧有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挑战。美国倡导创立了世行，又与日本一起建立了亚行，以此作为美国主导的世行地区货币秩序的延伸。在这个秩序中，日本也有自身的追求。从当年提出“大东亚共荣圈”下的金融圈开始，日本一直把东南亚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二战之后，日本通过日元贷款的方式对东南亚进行援助，形成亚洲发展的“雁型模式”。当时中国从中受益，大量日元贷款确实促进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但近年来随着亚洲经济发展，日本所提供的基础设施产品难以满足亚洲的需求。据亚行估计，2010年~2020年10年间，亚洲各国要想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需投资7300亿美元，而亚行的自身贷款能力极其有限，投资缺口依然很大。中国曾提出对世行和亚行增加投资份额的改革，由于美国的阻挠，份额改革一直止步不前。因此，中国提出亚投行的概念，本意并非与日本竞争所谓亚洲的“主导权”，而是为了弥补亚行在亚太地区覆盖面的不足，同时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促进政府与民间的对外投资。

    如果日本遵循正常的投资规则，加入到对亚洲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中，受益的无疑是亚洲本身，对中国或者亚投行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日本是想把1100亿美元当作“地缘政治基金”，纠缠亚投行的项目，恶意低价竞争，那么可能会对亚投行造成一定麻烦。不过，鉴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缺口如此之大，仅印度未来几年的基建就需要1万亿美元，因此在亚洲基建问题上，实际并不存在中日竞争的“独木桥”。

    共赢：日本“质”胜不如中日合作

    在亚行年会上，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提出日本基础设施建设要以“质”取胜。日媒分析，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数量有，成本不低，但不重视后期维护和人员培养。此前日本抹黑亚投行，认为亚投行制定规章不参照国际标准，不注意环保制度，后转而影射中国基础设施质量不好。安倍在讲话中说，“我们需要将创新带到亚洲的每一个角落，亚洲容不下廉价的、低质量的投资。”

    对此，刘云认为，日本以亚行本身530亿美元的资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海外交通与城市开发事业支援机构的资金，加上新扩充的部分，共1100亿美元投资，来和中国投资亚投行的1000亿美元抗衡，可以说是比较吃力的。况且中国除了亚投行的千亿投资，还有丝路基金、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助力。但日本选择的切入点很好，由于日本在量的竞争中不占优势，就选择在“质”上取胜。比如建设的项目更抗震、更环保、更省电，在这方面日本的优势是不能否认的。而且日本也一直在强调，他们的眼光不单在桥梁、铁路、机场这一类传统的基础建设方面，更要放到医疗、宇宙、农业、海洋甚至于邮政、防灾这些方面，把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而这正是中国目前还未拿出投资意向的方面。日本的优势正好给中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内容，也是双方可以合作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