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治理之策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任志锋、政法学院陶立业在《理论探索》撰文

    “循数”施政是政府的常规行为和行政传统。在“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的海量化与资产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途径的多渠道化、传播过程的强互动性等特点深刻改变着现代政府的外部生态和行为方式。现代政府必须实施“循数”治理，在理念、技术和保障层面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提出的治理新要求。首先，现代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循数”治理理念，全面把握大数据的实质，客观评价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系统的影响，及时将“循数”治理内化到治理举措中。其次，构筑“循数”治理保障体系，建立由政府数据中心、公益性数据中心、商业数据中心共同构成的数据库，组建一支由科学家、计算机专家、数据分析师等组成的专家群体。再次，提升“循数”治理能力，通过搭建公共论坛等强化政府对公共需求的感知能力，规范政府职能部门责任，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健全政务数据分析体系以增强政府的数据运用能力。

    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在《求是学刊》撰文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也越来越丰富。目前最主要的形式有七种：一是公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宪法和行政法惯例；三是执政党的党内法规；四是宪法、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五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六是司法判例；七是行政执法基准。这些形式的软法对于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推进依法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依法执政；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裁量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公民社会行为，推进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以及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有必要改进和完善软法，使之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

    信访问题必须统筹治理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校刊部主任宋协娜在《社会科学报》撰文

    信访问题是困扰中央和地方的大问题，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统筹治理。从信访环境改善角度谈统筹治理，首先要求党和政府要“做正确的事”，然后是“正确地做事”，前提是实现“思想现代化”，创新理论，变革思路，使得权力、能力、智力三合力正向提升，发挥积极效用。党和政府要“做正确的事”，要求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国家治理组织架构符合现代理念。党和政府要“正确地做事”，要求各治理主体到位不越位，有为不乱为，市场主体竞争有序，调控主体主动有度，社会主体积极有位，个人主体创业有利，形成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和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局面。同时，在政府内部科学设置机构和有效配置职权，建立健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信访问题统筹治理，要求全国上下、各个部门，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贯彻党的宗旨意识、宗旨理念及宗旨设置。

    中国医改最核心的问题是医改目的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杜乐勋指出

    经济学人认为，中国医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医改目的。政策明令指出，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物品是医改的目的。健康医疗机构的属性有公共物品吗？疾病控制中心、计划生育指导站、妇幼保健所，是公共物品。县人民医院、市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是不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认为它们不是公共物品，是公益性物品。中国公共财政非常希望把一部分公益性医院改造为公共性医院，其手段就是把那些不愿意改造为公共性医院的公益性医院，改造为公私合营合作合伙的公益性医院，节省下来的经费，加大对公共性公立医院的政府投入。现在，大家对公立医院的改革不满意，从根本上分析，就是公立医院各类人员的利益驱动目标，仍然和医改目标不一致。公共利益弱化，私人利益强化。尤其可悲的是，把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宝贵财产——高素质医务人员，当成是个别医院的私有财产，医疗专家多点执业依然十分困难，基层医疗机构的岗位被低素质人员所垄断，高素质人员下不去。  

    生态文明视角下人口发展方式的转变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茆长宝、胡哲豪在《中国科学报》撰文

    生态指生物与其生活环境间所形成的结构及功能关系，当这种结构与功能相互适应协调时，称为生态平衡。人口生态平衡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层是人口系统内部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因素间实现结构与功能的均衡；另一层是人口系统与人口系统外的资源、环境、经济等各系统间实现结构与功能的平衡、协调发展。我国目前人口生态失衡，主要表现为：其一，人口出生性别生态失衡。其二，人口年龄生态失衡。我国的少儿人口比重（0~14岁）由1982年的33.6%降至2010年的16.6%，已属于“严重少子化”水平。其三，人口分布生态失衡。西部人才流失严重，并且东西部农村人口老龄化倒置现象明显。我国人口生态危机已逐渐爆发，不利影响扩大：人口生态失衡破坏了人口发展的协调性、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在生态文明指引下，我国人口发展方式需要实现战略转变，即由数量控制型的人口发展转变为生态优化型的人口发展，建构人口优化和家庭优化的政策体系。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的局限性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张文彬、李国平在《中国经济问题》撰文

    “谁污染、谁治理”的生态补偿原不能够完全包容环境的补偿机制。环境保护属于公共物品，具有显著的正效益外溢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地方利益集团代表的地方政府却只考虑本地区内居民的利益，单纯计算本地区产生的效益与成本。通常情况下，向社会提供大量生态服务的地区大都为贫困地区或欠发达地区，该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甚至背负巨额财政赤字，但还为本地区以外的多个地区提供大量的生态服务。既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又常常因为负担着保护水源、生态林、湿地、生物多样性等环境保护责任而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导致代表贫困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优先满足居民的低层次需求，舍弃甚至牺牲环境保护而优先发展经济，最终的后果是导致相邻地区产生共同的环境灾难。因此，发达地区的环境受益者也有责任和义务对为环境保护付出努力的欠发达地区提供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科技创新引领新能源革命

    中国智密区研究所副所长王长信、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能源专业组主任贾英华在《全球化》撰文

    无论是近年来国际上爆发的局部战争，还是世界经济出现的各国博弈，都隐隐指向了国际能源战略的明争暗斗。依赖现代化进程强大需求的拉动和知识与技术体系创新的驱动，中国有望在核聚变能、钍核电动力技术、镁空气储备电池等方面取得颠覆性能源科技创新成果。发达国家则大力发展铝空气动力电池、新型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技术等颠覆性能源科技。这些高端能源技术的出现，势必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从而引发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能源技术革命。中国要想在世界能源技术竞争的前沿和热点抢占制高点，必须站在国家能源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高度，注重人才培养；建立国家级科研实验体系，自主创新；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以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并逐渐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从政府层面加强调控，科学布局，有序发展，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具有颠覆性的能源科技产业创新中来。

    教育产业的经济效应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赵素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林玲、葛明在《教育与经济》撰文

    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教育产业与国民经济、各参与主体的关联程度进行初步探讨，可以得出几点有意义的结论：第一，国民经济与教育产业相对独立。一方面，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和推动力都比较小；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对教育的引领作用也比较弱。第二，教育属于典型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教育发展不仅能提高人口素质，较高的劳动报酬系数也说明其能促进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持续低税率政策，政府扶持教育产业发展，通过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改善了中国教育的硬环境和人力资本积累，但由于行业营业盈余水平比较低，限制了社会资本和资源投向教育领域。第三，政府对教育产业的发展起主导性作用。中国对国外教育产品的进口效应远大于出口效应，这表明中国教育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还缺乏竞争力。但是，两种效应指数都呈现增强趋势，意味着中国教育需求的国际化步伐加快。

    改革大学教师绩效考核机制

    教师教育东北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郝文斌在《黑龙江高教研究》撰文

    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存在于教师队伍的水平。通过分析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发现其在理念和策略方面形成了内容详细具体、指标设计合理、程序公开透明、方式张弛有度的制度体系。因此，我国应该从南洋理工大学教师绩效考核做法和特色中得出如下方面的启示：切实保障高校教师办学的主体作用，真正给教授治学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协作平台；切实搞好高校教师绩效的考核标准，实行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改变教师绩效考核急功近利、过于注重量化指标的倾向；切实体现高校教师的人文关怀，在教师绩效评价中凸显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不断提升教师职业的忠诚度；切实提高高校教师的薪酬福利待遇，科学确立高层次人才的薪酬标准，积极吸引海外人才；切实完善高校管理层及教师的聘期制度，进一步完善高校和学院层面干部的选聘条件和任期目标，使具备任职条件的教师都有机会担任领导工作，更好地为高校发展和教师服务。

    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编辑部贾泽军、尹茶、邓晓群在《科技与出版》撰文

    虽然我国媒体融合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媒体融合深度不够。目前我国的媒体融合仍处于“物理融合”阶段，仅仅是组织架构的集团化、一体化，远没有达到深度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2. 媒体融合复合型人才缺乏。目前国内传媒的人才培养模式仍然参照既往传统媒体的培养方式，适应新媒体形势的复合型人才仍然相当缺乏。3. 媒体融合发展程度不平衡。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发展较快，而中文类学术期刊、专业图书出版等小众传媒整体改革进展缓慢，媒体融合程度较低。媒体融合应围绕信息内容生产、传播一体化、便捷化展开，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 重视采编过程的一体化；2. 推进资源共享及互动技术平台的建设；3. 加强多媒体复合型人才的培养；4. 加强对西北及偏远地区的扶持，改变多媒体发展不平衡的趋势。

    重视传统节日的现代传承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王祎在《中州学刊》撰文

    传统节日是社会共同记忆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的重要表征，节日意义与文化记忆的接续是文化发展中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对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传统节日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影响着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传统节日意义的断裂实际上是传统文化遭遇现代困境的缩影。因此，对传统节日意义的接续需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有机融合，建构完整和谐的文化体系。1. 重塑文化自信。当下西方文化来势汹汹，一方面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保持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质，确保文化安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把握住与挑战并存的机遇，借助西方文化传播的契机，挖掘传统文化持久的生命力，赋予传统节日新内涵，从而建立起民众对自身文化传统足够的文化自信。2. 培育文化自觉。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关键节点，国富民强是我们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断追求的宏伟目标。为确保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在方向和诉求上的高度统一，必须培育民众足够的文化自信，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3. 维护文化多样性。我们要积极推行有效的保护文化多样性政策，给予少数民族地区和人民足够的尊重和独立发展空间。

    中华文化在全球竞争中的对策

    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蒋玉莲在《中原文化研究》撰文

    如何挖掘和利用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如何创新中华文化，如何将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念和中华文化精品相融合，并以良好的表现形式推向全世界，是当前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是要将文化精神融入商品创造。确保民族文化的安全和产生国际影响，需要将体现民族特征和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精神融入商品，让世界在接受与了解中国商品的基础上，感受到厚重、悠久而鲜活的中华文化。二是要调整中华文化的国际化传播策略。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从传统的“引进来”转向“走出去”。三是实现产业文化化与文化产业化。文化以商品为载体走向世界，这是实现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中国商品作为中华文化的承载体，必须能被世界各地的人民认可和接受。只有把文化融入商品，通过商品中的文化内涵引领消费潮流，才能提高商品的市场销售力，增强企业的文化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