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芳在《南京大学学报》撰文指出

    宪法调控民法的路径和意义

    德国宪法法院用案例法的形式规定了宪法进入民事领域的四种情形：当民事案件涉及民法一般条款；涉及普通法律无法规范的基本权利；现行民法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私主体权利实现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等。这不仅从规范层面上解决了宪法第三人效力问题，更从实践层面上解决了宪法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同时也约束了民事法院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在我国，宪法与民法关系问题的讨论也分为规范和实践两个层面：在规范层面上，探讨宪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民法在法律体系上的关系；在实践层面上，探讨民事立法中的宪法标准问题、民事司法中的宪法适用问题。宪法与民法在法律体系上的关系指导民事立法中宪法问题的解决，宪法基本权利效力指导民事司法中的宪法适用。以案例为基础，更能了解中国与德国在民事司法中宪法适用的差别，更能理解为何我国宪法并没有真正调控民法，但在现实中，相关案件的审理却又呼唤宪法对民法的引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调研员、研究员魏际刚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

    保持经济稳健增长需要增强五种能力

    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健增长，需要增强五种能力：第一，增强中国连接世界的能力。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加强与世界各国在交通、通信、物流、互联网、信息、金融、文化等方面的连接能力，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要素保障。第二，增强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这意味着通过市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优化配置各种要素，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效机制。第三，增强开放的能力。就是要将中国的研发、生产、贸易、流通、消费植根于全球的知识网络、生产网络、贸易网络、流通网络和消费网络，以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经略周边，布局全球。第四，增强政策有效性的能力。就是让政策成为消除妨碍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手段。第五，增强全社会的协同能力。就是让一二三产业、大中小企业、上中下游企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东中西、政产学研用等联合联动，各行各业互帮互促，人、物、服务全面联接，全民创新。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刘红梅在《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撰文指出

    红色旅游市场营销与红色文化传承

    红色旅游市场具有明显的特征，红色旅游营销的核心内容是红色文化，红色旅游营销是传承红色文化的直接有效环节。因此，应当结合红色旅游市场的特征，从红色旅游产品、价格、分销和促销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红色旅游营销，以此达到传承红色文化的目的。红色旅游市场营销主要有两个关键词：红色旅游市场和红色旅游产品。要做好红色旅游营销即要掌握红色旅游市场的特点和知晓红色旅游者的需求，遵循红色文化传承的基本规律，借助物化的超越时空、感知史实的客观载体，辅之以活性载体，即鲜活的事实、生动的材料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让受众与红色文化进行对话，让红色旅游者亲自在事实面前感知，最终让旅游者达到情感共鸣。近年来，中共中央对文化宣传部门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体现了文化传播的规律，要求红色旅游营销从根本上克服传统说教的不足，提高对受众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丰富在红色旅游市场营销的红色文化元素，增强营销的有效性。

    华中师范大学讲师刘飞在《学术研究》撰文指出

    有必要引入食品安全软治理

    随着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如何治理食品安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从食品安全治理实践来看，目前我国主要采取的是以科学与监督为治理工具的硬治理模式，但这一模式是有限度的，其结果是消费者的不信任和食品安全治理的恶性循环。为了打破食品安全治理的恶性循环，重拾消费者信任，必须引入食品安全软治理模式。就认识论而言，硬治理只注重食品安全的客观性，而软治理既看到食品安全的客观性，更关注食品安全的建构性。就治理主体而言，硬治理依赖政府和科学社群进行单一治理，而软治理则注重将利益相关者都纳入治理过程而进行多元治理。就治理方式而言，硬治理采取自上而下方式，而软治理则注重将自上而下治理与自下而上治理相结合。就治理工具而言，硬治理仅以科学和监管为治理工具，而软治理注重在科学和监管基础上的风险交流。硬治理是食品安全治理的基础，但仅仅靠硬治理是不够的，必须将硬治理与软治理结合起来。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张文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撰文指出

    新型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有很多学者认为其目的是推进农民的市民化。从政策意味来理解，客观上这种过程是身份的转变。但是，如果从一个世纪以来的城乡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来看，实际上这种转变在我国则有其深远的社会意义——其试图从权利上解决市民与农民的制度分层，建立一个“市民化的平等社会”，这使得我国今天的社会发展回到应有的“原点”。城乡关系实际上是人类与自然关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被资本演绎的“竞合”关系，是人类社会从经济理性走向社会理性的标志。新型城镇化策略中对“人本”的尊重，被认为是回归至“城乡关系本是人的关系”的“市民化”事实本质。城乡关系从竞争走向融合的过程是解决人为造就的社会分层走向平等的过程，其历程正是对市民权的再造过程，新型城镇化提出对“人”的尊重正是这一过程在我国的再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周福林在《中国人口报》撰文指出

    应对家庭结构变迁的政策建议

    由于生育率的降低，人口流动程度的提高和婚姻的不稳定等，我国的家庭结构近年来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相对弱化，老年人更多生活在空巢家庭中。家庭分离形成的留守和流动家庭也影响着儿童的成长。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适应家庭结构的变迁：（1）建立促进家庭发展的政府机构。以人为本要求政府的服务和管理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家庭的发展为中心。（2）出台促进家庭发展的家庭政策。（3）制定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的政策。（4）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和流动人口的家庭化。必须在户籍、就业、就学、住房等方面采取有利于家庭化流动的政策，以促进人口流动的家庭化，使得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回归为功能健全的完整家庭。（5）建立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首先要建立留守儿童关爱的长效工作机制；其次是创建标准化的农村儿童寄宿制学校。

    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技文化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杨怀中在《武汉科技大学学报》撰文指出

    打造科技文化软实力

    科技文化软实力是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文化软实力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软实力的特质及构成。首先，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自身的发展中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质，包括普适性、基础性和整体性等静态特质，也包括发展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等动态特质。其次，从科技文化特殊样式考察，其软实力构成主要表现在：科技文化价值观念的吸引力、科技文化政策法规的保障力以及科技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影响力等。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方面考察科技软实力构成，如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精神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等。中国要努力构建具有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科技文化体系，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不断增强全社会对科技文化软实力的认同感，着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

    齐鲁工业大学发展规划处房保俊在《重庆高教研究》撰文指出

    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三条路径

    理念创新是一切行动的先导。面临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必须进行高等教育理念的创新。通过对中日两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考察发现，移植模仿、借鉴转化与自发内生是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三条基本路径。实践证明，自发内生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必由之路，同样仅仅靠移植模仿的创新路径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100多年的移植过程使中国陷入了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我国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尝试构建自己的高等教育理念，走的是一条借鉴转化的创新路径。在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和大提高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规模，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决定了高等教育理念在创新之时已经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创新的唯一可行路径便是走自主创新的路径，即结合中国本土实践和传统文化来自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海量数据计算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宏志在《科技导报》撰文指出

    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三条路径

    理念创新是一切行动的先导。面临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必须进行高等教育理念的创新。通过对中日两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考察发现，移植模仿、借鉴转化与自发内生是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三条基本路径。实践证明，自发内生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必由之路，同样仅仅靠移植模仿的创新路径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100多年的移植过程使中国陷入了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我国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尝试构建自己的高等教育理念，走的是一条借鉴转化的创新路径。在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和大提高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规模，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决定了高等教育理念在创新之时已经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创新的唯一可行路径便是走自主创新的路径，即结合中国本土实践和传统文化来自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海量数据计算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宏志在《科技导报》撰文指出

    大数据质量管理：问题与研究进展

    当前大数据对科学和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大数据的质量对其有效应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数据的规模性、高速性和数据来源及形式上的多样，使数据有更大可能产生不一致和冲突。这些都导致大数据存在质量问题，需要对大数据进行质量管理。目前大数据的质量管理包括：实体识别和基于规则、基于主数据的错误发现等。然而，大数据的特点为数据质量管理带来很多技术挑战。众多学者提出了解决方法：针对计算困难，采取并行化技术实施数据质量管理，为数据清洗设计线性、亚线性的算法；针对混杂错误，进行复合类型错误的检测和修复；针对知识缺少，通过众包技术进行数据质量管理。但是，大数据质量管理仍存在不足：缺乏对数据质量多维度相互影响的深入认识，尚无高效数据错误检测与修复算法设计，劣质数据近似计算理论与算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在《中国社会科学》撰文指出

    马克思的现实观和中国道路

    在黑格尔哲学中，现实概念不仅被定义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而且是展开的过程，具有真正的历史性。马克思的现实观与黑格尔的现实概念有着最本质的联系。在与费尔巴哈及黑格尔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马克思的现实观通过一种双重批判而逐步取得基本定向，并最终获得决定性奠基。马克思现实观的伟大变革意义在于：它根本不依赖于绝对者上帝或神秘的“主客一体”，而完全从感性的一感性活动的一世界本身，来把握现实，来阐述现实的本质性一度。在关于中国道路的理解过程中，马克思的现实观要求我们要坚决地防止其转变为外部反思的抽象原则。外部反思根本不可能形成对中国道路的真正理解，因为它实际上是以抹杀和阉割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与差别为前提的。外部反思作为主观思想最集中和最广泛的现代表现，不仅与马克思的现实观背道而驰，而且实际上退行到了黑格尔以前。

    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戴木才在《红旗文稿》撰文指出

    从思想和价值观上打造“中国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地位在国际上快速提升。2010年至今，我国经济总量一直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我们面临的一个尴尬境地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西方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几乎同时成为注解我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支撑和价值支持。显然，建设中国特色软实力，不应该仅仅只有中国成就和中国创造，更应该具有中国思想、中国价值和中国主张，这就必然要求我们真正提升“中国话语权”。中国话语的创新和创造，首先需要敢于探索和勇于创新的主体。中国思想的创新和创造，还需要鼓励创新、兼容并包、宽松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是思想文化创新的前提，也是造就思想文化巨人的土壤，更是提升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规律。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然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必然呼唤打造“中国话语权”的春天。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栋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撰文指出

    反恐之重在于平衡

    过去几年里，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呈逐年恶化趋势，西亚、南亚和北非是世界恐怖活动的热点地区。总体来看，当今世界在政治、文化和反恐政策等方面出现失调现象：（1）世界政治秩序失调。当今世界处于从一超多强体系向多极格局的转型时期，出现了体系性振荡。（2）世界文化秩序失调。当今世界真正是一个文化拼图，各种发展阶段、各种文明特征都被全球化进程生生拉到一起，互动状态极其复杂。（3）世界反恐政策失调。世界各国、各组织反恐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是困扰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大难题。其实，反恐的重点不应是反对敌人，而应是支持朋友；不仅是要破坏对方的招牌，更要树立自己的形象；不仅要斗争，更要搞好平衡。只有先理顺国际和国内秩序，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打击恐怖主义。反恐既要重视硬实力手段，更要重视软实力手段。只要牢牢掌握各领域、各部门、各种手段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就能实现反恐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