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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起到现在，亚投行热度持续升高，朋友圈不断扩围，其背后是亚洲巨大的发展潜力和中国坚持真诚而务实的态度。
从2013年10月中国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倡议，到2014年10月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再到今年3月以来出现的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新热潮，亚投行在国际舞台吸引的关注度持续不减。中国围绕创建亚投行所展开的金融外交，构成2015年中国外交开局以来最为精彩的内容。
千呼万唤始出来
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但亚洲的可持续性发展却受到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巨大缺口的制约。
根据规则，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银行，要获得他们的贷款，都要在政府透明度、意识形态等方面通过考核，还有环保、雇佣、招投标等方面的多种要求。各种考核动辄需要一两年，不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更有可能延误时机。但除了条件苛刻、效率不高之外，更大的问题，还是这些金融机构根本无法满足需求。
据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阿米德·谢里夫表示，亚洲地区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的投资额，但是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开行）只能提供5%，而这只是每年的平均缺口。根据亚开行预测：2010到2020年，仅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投入8万多亿美元的资金，而现有的多边开发机构显然难以满足。事实上，由于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仅凭各国一己之力的确难以解决。建立亚投行显然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顺应亚洲各国所需。
筹建亚投行的倡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访问东南亚时提出的，直到2014年10月，亚投行的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为21个。随后，11月印度尼西亚签署备忘录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2014年11月28日，筹建亚投行首次谈判代表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22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商定了接纳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程序和规则。
创始国or成员国
值得一提的是，若想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需要在2015年3月31日前正式提出申请，并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即可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并参与到亚投行筹建进程中来。那么创始成员国和成员国究竟有何区别呢？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表示，一方面，创始成员国有权制定章程，普通成员国只能遵守已有规则；另一方面，持股比例和投票权挂钩，决策权上有差别。创始会员国持股比例会高一些，只要有能力基本无限制，普通成员国在持股比例上有限制；再者，董事席位只在创始成员国中产生，普通成员国没有董事席位。
此外，创始国有设立“保留条款”的权力，非创始成员国没有。也就是说，国家在签署某个国际条约时，如果对某个条款有意见或者不同意，可以提出保留，那么这个条款就可以不适用这个国家，而其他没提出保留的国家就得适用这一条款。
互补而非竞争
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出现之后，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中国是在现有多边国际机构之外“另起炉灶”，在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
实际上，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于3月20日表示，作为国际发展领域的新成员、新伙伴，亚投行由于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而现有的世界银行、亚开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则强调以减贫为主要宗旨。
从历史经验看，包括亚开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内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的设立，不仅没有削弱世界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影响力，而且增强了多边开发性金融的整体力量，更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遭美日冷遇
虽然中方一再强调筹建亚投行是旨在促进亚洲地区发展，但是在美国看来，亚投行代表了美国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假设，这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在“二战”后，积极付诸行动防范任何可能挑战其全球权威的大国崛起。冷战期间，美国对前苏联采取遏制策略直至其1991年解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企业在全球如日中天，美国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因此强推“广场协定”，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此外还与日本多次发生贸易战，使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快速上升，美国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亚投行有可能成为中国改变国际金融秩序、挑战美国金融霸权的突破口。美国在无法阻止成立亚投行的情形下，只能“劝说”其盟友不要加入，以此削弱亚投行的影响力。
而在日本看来，亦步亦趋跟随美国的传统束缚了日本积极跟进亚投行。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的日益崛起，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力日益增大对日本造成的心理压力十分明显。而亚投行与日本人主导的亚开行功能有所重叠，让日本在很多方面感到难以接受。此外，作为美国的盟友，配合美国排斥亚投行也是其忠诚的表现。
不要特权要责任
基于上述美日对亚投行出现的种种担忧，也引发了外界对亚投行的种种猜测。诸多猜测中，有一个已有答案，即根据去年10月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总部将设在北京。但股权分配、中国是否行使一票否决权等问题依然是热点。
官方消息明确，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30%股权。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基本已成定局。当然，随着成员国数量增加，每一个国家的股份比例都会下降，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将为亚投行提供必要的资金，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的这番话，实质向外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会遵循国际通行准则，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
美国盟友的“背叛”
尽管有一些阻力，中国一直表示亚投行是个开放、包容的平台，并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保持沟通。正是这种务实而真诚的态度，打消了很多国家觉得加入亚投行就是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疑虑，才出现后来西方抢搭亚投行“末班车”场面。
3月12日，中国财政部宣布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3月17日，法国、德国、意大利决定追随英国的脚步。至此，欧洲四强都同意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随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在经历了一番纠结之后宣布“倒戈”。
英国驻华使馆官员3月17日对中国媒体说，英国首相卡梅伦认为英国决定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符合国家利益。英国驻华使馆18日将举行记者会就细节进一步与中国公众沟通。这名官员称，英国是第一个宣布希望加入亚投行，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西方大国。英国认识到基础设施投资是世界的一个“短板”，亚投行的设立有弥补这方面不足的潜力。他说，英国一直处在帮助亚洲发展的前沿，英国也是中国对欧投资的重点国家。英国希望成为处理西方与中国关系的领导者。
美日态度渐变
对于众多盟友的纷纷“背叛”，美国意识到自己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好，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近日所说，在应对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一事上，美国“搞砸了”，美国“没有料到”其他国家会愿意加入亚投行，而对于亚投行的态度也由抵制转为欢迎。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希茨3月23日称，美国欢迎亚投行来增强国际金融结构，世界银行与亚投行的合作会确保国际金融体系保证其一贯的高标准。
而针对美国始终“放在嘴边”的亚投行的标准，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沃尔夫撰文讥讽道，作为世界银行的前员工，美国或许应该审视下世界银行在对非洲一些国家的援助上的不光彩行为。
3月26日，全球金融期货之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荣誉主席Leo Melamed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论坛现场谈到亚投行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加入亚投行的动作太慢了，不加入是愚蠢的。
4月6日，美国前财政部长（1999至2001年）、前奥巴马经济顾问（2009至2010年）劳伦斯·萨默斯也在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直言，美国在处理亚投行事项上的表现糟糕，甚至是过去70年都未曾有过的失败。他还表示，痛定思痛，美国或许还有机会，否则，美国可能随时失去其作为全球经济体系“话事人”的角色。
“美国自己说的话不会这么快就改了，美国加入估计得指望下一届政府了。”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判断，美国本届政府是不会加入了，下一届政府倒有可能。特别是即便奥巴马政府作出了加入亚投行的决定，也可能会被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给否决。
而日本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30日报道，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表示，他已经与日本商界人士达成一致，日本可能在6月前与中国签约，成为亚投行成员国。但话音刚落，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马上对此予以否认，说日本驻华大使并未表示日本将加入亚投行。而很快日本共同社3月31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在东京表示，日本“没必要着急加入”亚投行，对亚投行在组织运营及融资审查体制等方面仍存有疑虑，同时还表示“美国应该了解日本是可信赖的国家了吧”。
从“一带一路”开始
伴随着亚投行朋友圈的不断扩大，有人开始这样问：“扩大有了钱，投向哪里？”
早在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就曾指出，建立亚投行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据了解，亚投行成立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投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其中一项就是从北京到巴格达的铁路建设。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亚投行将致力于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线亚投行成员国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两者有交集，但也有所不同。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表示，亚投行是“一带一路”金融支持平台的关键一环，将为沿线项目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强公私伙伴关系（PPP）建设作出重要探索。他进一步指出，从未来的投资方向上看，最核心的是加快完善基础设施，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一是建设涵盖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的立体式交通走廊；二是打通包括油气、水电、煤电、太阳能、风电等能源大动脉；三是构建涉及电信、宽带、互联网等的信息一体化网络。
他强调，在推进交通、能源、电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亚投行将会把重点放在攻坚旗舰项目上。只有搞好旗舰项目，才能发挥其示范性强的引领作用。其中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哈萨克斯坦物流合作基地等所涉具体项目。预计在亚投行正式创立之后，中外双边重点项目协议将会陆续签署，在亚投行的支持下得到切实地推进。
通过亚投行领衔的多边开放性金融机构，中国将携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起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压阵、重点旗舰项目领航、金融平台保障融资，促进亚洲更好更快发展。
规范与效率的平衡
治理模式可能不合国际规范，一直是一些发达经济体对亚投行持保留态度的理由。尽管中国官方多次强调，将力避世界银行、亚开行走过的弯路，将亚投行打造成一个专业且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中国企业研究所理事长王维嘉认为，治理结构的规范透明和运行效率往往是一对矛盾。“各国对于一个可能牵涉到多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本来就很复杂，几十个国家在一起互相协调，沟通成本就更高。”
事实上，这也正是过去不少国际金融机构被批评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的原因。
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研究室主任张建平表示，作为区域多边开发机构的“后起之秀”，亚投行既需遵循已有的国际规则，也要尽力避免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因程序过度繁琐而导致的效率低下，还要适应其主要成员，即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需求。
他指出，能否在规则制定方面有所创新，妥善协调这些诉求，将考验中国政府的智慧。
此外，能否建立起一套被所有成员都接受的治理模式和项目运作机制，并为未来国际性开发项目作出示范，也是亚投行要面对的难题。
已经或即将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的国家既有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等谈判能力强、对多边金融机构标准要求高的发达国家，也有马来西亚、印尼等新兴经济体，还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者。
张建平直言，亚投行正式投入运作后，“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这些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体制机制各异的国家都会产生博弈”。
“协调各成员国的利益和意见是有难度的艺术”，王维嘉说，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融资机制也是个难题。在张建平看来，由于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标普、惠誉、穆迪均为美国所掌握，而美国短期内不会加入亚投行，这将增加亚投行取得较高信用评级、降低融资成本的难度。
作为亚投行的发起者和第一大股东，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应该意识到，亚投行现在已不仅仅是为了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改善的抓手和平台。”张建平指出，要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新的模式和方法，中国政府应当在亚投行的治理模式框架和项目运行方式上运用创新思维，作出开放包容的设计。
实际上，在亚投行筹建过程中，中国官方已多次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亚投行筹建备忘录签署后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即提出要以“创新思维”办好亚投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日前也明确表示，亚投行将是“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将在充分借鉴现有多边机构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