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如今，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加之城市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城市人日益晚婚晚育，内地家庭抚养孩子的主力——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孙辈抚养有心无力，都市中回归家庭的女性越来越多。
用职场经验经营家庭
今年39岁的杨蕾育有两个女儿。研究生毕业的她，曾经是某大型外企的企业传播总监。杨蕾说，全职带孩子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之前在职场上学到的那套同样能借鉴到家庭生活中，“首先涉及时间管理，两个女儿的起居、习惯都不一样，如何合理安排？比如，送大女儿上幼儿园，去兴趣班；给小女儿喂奶、哄睡觉等。其次是管理支持团队——保姆，要经常与保姆沟通，给她设置明确的标准和工作目标，随后两人分工合作。”
文玲是北京某报纸的一名记者。她的工作不用坐班，促使文玲下定决心辞职带孩子的原因是与老人带孩子的理念与方法不同。
“社会的大环境其实是不认可女性回家的，父母接受的也都是女性要自强的教育。他们无法理解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最后却选择做毫无技术含量的家庭妇女。”文玲说，或许父母的想法没错，但已经不适合她们这代人。不同年代的人，生存环境和条件都有所不同，“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就是不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凑合的人太多。我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是这样，所以我要给我的孩子做个榜样，希望他也能不禁锢于环境。”
“我不认为女性有了工作、能和男人一样赚钱就是男女平等，就是女性独立的表现。真正的平等，应该是女性能有独立的思考，以及独立选择的权利。”文玲说。
先让自己幸福
“女性回家”其实是个永无定论的话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过四次关于“女性回家”的争论：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初期、20世纪80年代和世纪之交。
最近的一次讨论由“3年产假”的话题引发。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幼君建议将女性的产假延长到3年，其间由财政或社保基金发放生育津贴。
在一些人看来，这其实就是早些年“女人回家”提案的翻版。对此，王幼君表示，他的提议并非“一刀切”地延长所有女性产假，而是给愿意专注育儿的女性提供一些政策福利，“我的提议和目前法律是一个补充的关系，并不冲突。女职工如果希望休假带孩子，那么政府给发放津贴；如果希望继续上班，就继续遵循现有的产假规定安排。而选择产假能领取津贴，则必须离开职场，待3年期满之后重新择业，并且延迟几年才可以领取退休金。这些都可以自愿选择”。
根据日前某母婴网站发起的“女性是否应该回归家庭”的调查显示，1000多名已婚的网友参与投票，七成为女性。其中，有11.43%的人目前就是家庭主妇，还有18.82%的人曾经是家庭主妇，有过想法但最终没有实施的则占到近四分之一。
当问及“是什么原因导致女性回归家庭”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认为首先是“孩子或老人需要照顾”。而排名第二的原因，女性选择了“个人选择，适合当全职太太”，男性则认为“家庭传统观念，经济条件尚可”更重要。
调查还显示，回归家庭后的女性最担心的问题是失去社交圈，与社会脱节。
对此，杨蕾表示，如今有了微信、微博，既能和以前的同事、朋友保持联系，又加入了妈妈群，大家一起讨论育儿经，“生活圈子从某种意义上反而扩大了”。
现在杨蕾每周还会就某个热点话题给媒体写写专栏。不用上班之后，能做一些以前想做但没时间做的事，“一有空我就会给女儿们烘焙小西点，陪大女儿上音乐课时，也能有段时间静心读好书”。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则曾在媒体上表示，全职妈妈一旦变为“全职保姆”将是件危险的事情——会养成孩子的过度依赖心理，父母有工作、保持积极进取的状态对孩子也是一种教育。“最积极的状态应该是，孩子6岁后，全职妈妈可以考虑出来工作，还孩子一定的独立空间和自由选择。”
谈到何时回归职场，杨蕾虽然还没有相关的打算，但在她看来，暂时回家的女性“重出江湖”之时可能反而会有更好的发展，“因为这段时间，也是女性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重返职场时可能会有更好的工作方向。像我的一个朋友，原来是美术编辑，但现在就自己开起了一个幼儿的手工工坊。”
重新认识家庭
事实上，在中国，拥有高知识背景的全职太太正在增多。“全职太太”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崛起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职业女性最关注的话题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维持生活和工作平衡的巨大压力。
2011年，《经济学人》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职业女性的比例接近70%，为全球最高，而《旧金山论坛报》的调查显示，受雇于跨国公司中的中国女性一个星期经常工作超过70个小时。
CNN在2010年针对中国各地2万名女性的一项调查显示：居然有40%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当家庭主妇。中国全职太太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某些一线城市，白领收入的增长还赶不上一个全日制保姆的人工费，尤其是子女教育，更成为年轻的城市家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很多年轻妈妈选择辞职回家。
文化名人洪晃，在2014年8月发表了题为《为了女儿和家，拒绝生活外包》的文章。这位过去总是忙碌于职场、媒体镜头前的女性，深情表达了太少陪伴女儿的歉意，并表示将回归家庭。
比起3年产假，杨蕾更希望社会能提供一些兼职的岗位，帮助女性来平衡工作与家庭。另外，企业如果能够设立自己的职工日托所，也更能让女性专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现在还有很多‘背奶妈妈’，我们的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母婴室实在太过匮乏，有时她们不得不在厕所解决，不方便不说，也不卫生。”杨蕾强调，无论何种措施，当妈妈也要当得有尊严。
在杨蕾身边也不乏选择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的例子，“无论回家与否，选择了哪种方式就尽情去享受！”
“不管怎样，人们关心女性回家的问题，实际也是体现了我们社会的某种进步，用多元的眼光看问题，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更偏重解决方案，而不是单纯的教条与口号。”杨蕾说，每个人有更多的发言权，人们有了更多选择，这有利于两性平等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