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2015年1月9日，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颁发获奖证书，紧握老科学家的手，温暖赤子报国的心。

    1926年出生的于敏，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一脸属于老科学家的谦逊与纯粹……

    中国传统文化涵养出的本土核物理学家，究竟能迸发多么灼热的能量与光芒？

    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崇拜诸葛亮、岳飞和杨家将等英雄人物，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在高中时，于敏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后转至理学院物理系。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站在了国际前沿。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三十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做研究。“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了却君王天下事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做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告诉他，经研究批准，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自此，于敏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却君王天下事”，但并不为了“赢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20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请客的还有另外一人。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更看谋略称筹幄

    于敏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九院。

    昔日群星闪耀，如今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于敏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在那些日子，于敏会常常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不过，不同于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的，而且凡事大多“逆见”。这次试验很成功，为我国掌握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基础。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做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于敏向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邓稼先也有同感。于敏建议上书中央。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

    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

    “这次上书建议可以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不然，我国的核武器水平会相当低。”胡思得直言。

    正如宋朝诗人吕声之诗中所言：“更看谋略称筹幄，会见精神坐折冲。”于敏的谋略，“折”掉了美国的阴谋。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除专业外，于敏还爱诗，诗词艺术带给于敏的是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寻求突破的远志广学，是一生致力于为国谋策的鞠躬尽瘁。在73岁那年，他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律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

    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

    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

    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

    百家争鸣竞风流。

    于敏，绝大多数时候在这个世上“沉默无闻”，是“无轻重”的一叶，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