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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然而，现实中不为民做主的官员却不在少数。近年来，山西频繁爆发官场地震，大批官员落马。这些落马官员不但不为民做主，反而利用手中的职权牟取私利。
由今追古，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兴盛的商业一直备受政府重视。尤其到了明清，山西官员已经占据朝中多数席位，而山西也因此屡现巨贪，成为反腐焦点。
京师大贾数晋人
太原门户危都城
明代中后期，山西社会经济便已有了极大的发展，商业兴盛。而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当时在北京便有“京师大贾数晋人”的说法，而在《广志绎》曾有这样的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可见晋商之富。
到了清代，晋商已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商帮。这一时期，晋商雄踞中华，饮誉欧亚，在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为山西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为腐败提供了标的物。
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北京成为都城后，太原便成为京师的门户，直接关系着京师的安危。政府向山西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确保山西的稳定，可在军饷方面却发生了五花八门的腐败现象，吃空饷、冒滥军功成为军队中的常见现象。
中央晋籍官员多
地方盘根错节广
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许多发达起来的山西商人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应试，于是许多商人子弟走上了入仕做官之路。例如，隆万年间的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的王崇古，万历时的首辅大臣张四维就是其中的典型，王家和张家都是大盐商。
与此同时，一批熟悉地理的山西籍文臣武将迅速崛起。仅明代中后期的晋籍官员中，身为宰辅者便有5人，官至六部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使、总督、巡抚、总兵的高官则多达30人。而这仅仅是在中央，地方的官员尚未计算在内，由此可见晋籍官员在政府中的比重之大。
到了清代，晋籍官员在政府中的比重较其他地区有了更加明显的优势。而且清代高级官员，尤其是一二品的高官，一般都兼有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等多重身份，这使他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格外复杂，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许多高官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以手中的权力牟取财富。
此外，在山西任职的官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是千丝万缕。如康熙朝噶礼贪污案中，噶礼就任山西巡抚时，与太原知府赵风诏及地方官员勾结，全然不顾民生，大肆贪污搜刮，相互勾结包庇，牵连官员人数甚广，最终查处的涉案官员多达200余人。涉及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令人咋舌。而且，官员腐败形式多样：贪污受贿、买官鬻爵、横暴豪夺、敲诈勒索、经商牟利、渎职失职、盘剥百姓等。贪官们成为利益群体，官官相庇，腐败呈现出集团性特点，使腐败之风迅速蔓延。
推行“火耗归公”
山西作为起点
雍正帝登基后，一改康熙帝在位时对官场“潜规则”的纵容，推行了一系列的反腐措施。
就反腐方面，雍正帝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在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称为火耗或耗羡，但耗羡的范围大于火耗，耗羡还包含雀鼠耗等。通常，地方官征纳运到京城的谷物，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被雀鼠偷食损耗，称为雀鼠耗。此项政策在汉代便有，而在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正式实施耗羡归公，最早在山西推行，二年七月，正式推广至全国。并且明确规定了耗羡征收的比率标准，据孙嘉涂在《办理耗羡疏》中对耗羡征收率的记述，耗羡征收率被统一定为一成。虽然不知当时的耗羡征收率是否如孙嘉涂所说只有一成之数，但可以明确的是耗羡征收率是统一规范。将“耗羡”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以此打击贪腐，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山西。
与此同时，由于清初承明朝旧制，官至极品的俸银也不过180两、禄米180斛，而七品知县年俸仅45两。这使州县官员不能借以维持生活，而“火耗”成为正税之外无定例可循的附加税，其实质上是默许州县官在收税时加征银两，以补给俸禄的不足。雍正皇帝在实施“火耗归公”后便推行了“养廉银”政策。“养廉银”顾名思义，给官员以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避免或减少贪污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
最初湖广总督杨宗仁上奏雍正帝，提出了火耗提解藩库的建议，正合雍正帝的心意。雍正帝对此的批谕是：“所言全是，一无瑕疵，勉之。”“养廉银”出现雏形。随即在雍正元年四月（1723年），雍正帝命曾任户部主事的诺眠任山西巡抚。而诺眠五月到任后，上书雍正帝希望将山西省一年的火耗银两，提取存入司库，并且留二十万两，补贴财政亏空，剩下的分给官员为养廉的费用，此建议得到了雍正帝的赞赏。“养廉银”便由此推广。由于“养廉银”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而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清政府希望以此打击贪腐问题。
一系列反腐手段对山西的贪腐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由于清代的法律、制度、政策存在系统性漏洞，使之在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雍正的高薪养廉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山西乃至全国的贪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