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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刑法大修中不乏诸多亮点，比如：取消部分死刑罪名，加大人权保障力度；修改量刑标准，让贪污受贿罪刑相适应；加大惩处行贿犯罪，从源头遏制腐败；严打“买方市场”，认定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即犯罪等。
2014年10月27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距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仅仅三年，刑法再次迎来大修。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对刑法作出调整，以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作草案说明时表示。
那么，此次修改的亮点有哪些？对社会公众的关切做出了哪些回应？
取消9个死刑罪名
加大人权保障力度
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迈出了我国减少死刑罪名的第一步，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罪的死刑。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更进一步，对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的刑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
“这一调整的重大意义在于切实落实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要求，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死刑改革和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评价。
“本次修法准备取消死刑的这9个罪名，在司法实践中要么很少碰到，要么碰到也很少适用死刑，所以对这些罪名取消死刑，不会对社会治安造成多大影响。”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勇辉说。
赵秉志也指出，取消死刑后，这9个罪名的法定最高刑是仅次于死刑的无期徒刑，完全可以做到对这些犯罪中危害严重的情形进行严厉惩治，以确保社会治安形势的稳定。
朱勇辉认为，对集资诈骗罪取消死刑是其中的亮点，该罪是目前诈骗类犯罪中唯一保留死刑的罪名。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经常难以界定，导致定罪尤其判处死刑往往争议很大，法律界对取消该罪死刑的呼声一直很高。
修改量刑标准
让贪污受贿罪刑相适应
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是全社会的共同要求。此次刑法修改，对惩治腐败的法律规定做了进一步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取而代之的是“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保留死刑。
现行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规定了具体数额，分为“5千元以下”“5千元至5万元”“5万元至10万元”“10万元以上”四档。“这样规定是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当时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需要和司法机关的要求作出的。”李适时介绍说。
“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我们发现这种具体的数额标准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犯罪危害程度的变化情况。仅以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也不科学，因而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强烈呼吁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完善。草案这一修改，在立法技术上是一个进步。”赵秉志说。
法律不对具体数额作出规定，那具体量刑标准如何确定？对此，李适时表示，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
朱勇辉提醒说，为避免司法腐败，在各量刑幅度内，应该制定更具可操作性的细则，分段量刑，让司法判决结果更加透明，以排除不必要的非议。
加大惩处行贿犯罪
从源头遏制腐败
近年来，黄光裕行贿案、葛兰素史克行贿案等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让人们看到了行贿犯罪的“主动性”以及腐蚀公权力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要求加大行贿犯罪惩处力度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从两个方面加大了对行贿的处罚力度，一是对多种行贿犯罪增设了罚金刑，二是严格设定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规定即便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也应受到处罚，除非犯罪较轻且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确实起了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免除处罚。
与此同时，草案还密织惩治行贿犯罪的法网，增加规定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牟取不正当利益，向其近亲属等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行为将受到刑罚并处罚金。赵秉志认为，此次刑法修改重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处，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张向东也指出，我国刑法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明显轻于受贿。例如，受贿最高可判处死刑，行贿的最高刑罚为无期徒刑；行贿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为1万元，而受贿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为5000元，这导致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受贿、轻行贿”，惩治贿赂犯罪时“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这种现象若不及时加以纠正，不利于惩治腐败犯罪。本次修法，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规定了罚金刑，增大了行贿犯罪的成本，使行为人不敢行贿，可以说是一种‘治本’的预防腐败措施。”张向东说。
严打“买方市场”
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即犯罪
“天下无拐”是多年来社会公众的一个美好期盼。“有买方，拐卖行为就难以杜绝。”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以自己多年的实践总结道。
现行刑法规定，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陈士渠认为，这条规定“纵容”了收买行为，有“买方市场”就会有人贩铤而走险、非法获利，使得骨肉分离的悲剧不断上演。长期以来，包括他在内的各界人士一直呼吁修改刑法，加大对收买行为的惩处力度。此次修法，对这一呼声作出了回应。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赵秉志指出，这样修改后，就警告那些意欲收买者，只要你购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一定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震慑、警告收买者不要心存侥幸，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当然，依据草案规定，行为人不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的，仍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既严惩了收买行为，又为其‘弃恶从善’留有足够的从宽空间。”张向东说。
其他修法亮点
除上述各条外，本次修法的其他亮点还有：
强制猥亵男性入罪，填补同性性侵法律空白；
进一步提高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
维护公共安全，加大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惩罚力度；
增加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网络安全义务，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刑责；
增加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恶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
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证件以及使用伪造、变造上述证件的行为被规定为犯罪；
虐待罪由只能自诉改为既可自诉又可公诉；
扩大虐待罪适用范围，将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纳入其中；
增加在国家规定的考试中组织考生作弊犯罪；
增加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国家规定的考试犯罪；
增加虚假诉讼罪；
客运车辆严重超载或严重超速视为危险驾驶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