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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深度跨界融合变革的重要时刻正在临近。
城镇化与信息化——两个看似平行发展的行业，正在不断地产生交集，这一融合的结果就是智慧城市。
据统计，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超过7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2.6%。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粗放的发展模式引发了许多深层次问题：城乡差距扩大、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房价过高、管理服务滞后等。世界银行数据显示，75%的能源正在被不那么“智慧”的城市消耗。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
如果按照传统业界的界限，以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为“智慧城市”的时间起点，在经历了近5年的积淀与酝酿后，从城市信息化到智慧城市终于跨过概念提出的初级阶段，开始核心业务的渗透与融合。
这一新浪潮可能催生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模式和新理念，作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稳增长、增内需的着力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令各方追逐，亦引发争议和忧思。
智慧城市指导意见缘何“难产”
时隔一年，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依然记得，去年7月，各方瞩目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报请国务院发布。起初，各方猜测2013年年底之前《意见》会发布，可是，当2014年7月来临，这份《意见》依然不见动静。
与《意见》一样“难产”的还有国家标准制定方面。已初步规划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框架，在2013年7月立项5个智慧城市国家标准项目，包括智慧城市技术参考模型、智慧城市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SOA（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标准在智慧城市应用指南等。这些项目的开展也似乎遥遥无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主任马虹日前表示，住建部正在编制智慧城市评价模型以及基础评价标准体系的国家标准，预计将在今年内完成相关的编制工作并提交评审。与“指导意见”和“标准”滞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城市已经深感变革的迫切，正加紧行动。
截至2013年底，4个副省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总计311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涵盖大中小城市和东中西部区域。来自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的统计预计，“十二五”期间有关智慧城市的总投资或将超过1.6万亿元。
各城市的“热火朝天”并非空穴来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2年底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并于2013年1月和7月开展两批共计193个智慧城市试点；科技部成立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20个城市中开展“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示范。
与“热”建设不同的是，有关“智慧城市”的“冷思考”以及争议和忧思相伴而来。
宏观：孤岛危机呼唤统筹协调
“如果我已在北京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产，现在打算在你们当地买房可以吗？”面对这个问题，多数地方地产中介机构的经纪人会明确表示可以，目前还没有信息联网。
从2010年开始，全国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联网工作就已经启动，但进程缓慢，阻碍重重。据很多地方政府反映，数据采集难、部门信息共享难、相关机构人手不足是制约信息系统推进的几个难点。
信息孤岛不仅影响到社会管理的精度，更制约了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城市的重点是人，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如何体现公共服务的便捷，考验着智慧城市的智慧程度。
“主要是部门数据信息共享难。”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智慧城市工程院数字城市研发中心产品业务总监陈秋玲透露，在与各城市打交道过程中，本来他们打算通过智慧城市系统建设来优化其电子政务、市民反馈体系以及节能工程，与此同时力争保护城市既有的社区格局与文化遗产。但遇到较难克服的不是技术的不可突破性，而是各部门条块分割、不同步数据系统、不共享信息资源等因素掣肘了智慧城市的创新体系获得最大化应用。
维系一个城市正常运转，离不开供电、供水、排水、燃气、热力、通信、消防等各种管线设施。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建设时各部门各自规划，导致基础设施施工频频，问题多多。仅在天津，近几年来由于违章施工造成的外力破坏电力设施事故，就占整个电力设施事故的70%以上。
地方的信息孤岛和重复建设呼唤顶层设计，然而，应该如何统筹规划？“当前最紧迫的是国家层面应该有一个信息化的领导机构，协调智慧城市由谁来管。地方各个部门没有协调，数据库都不同，问题都没理顺，住建部大力推动，潜在的危险如影随形。”周宏仁直言不讳。
“跨部门数据共享，数据挖掘更精细化的管理，是能做到的。”信息开放，数据共享，在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眼里，成了跨界融合第一抓手。
中观：标准在哪里
近两年，各部门的标准体系纷纷出台——住建部、科技部等部门都出台了各自的管理办法、指标体系和指南。一些地方政府，比如上海市等也制订了智慧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繁多却不统一的指南、标准，令各部门无所适从。
“做规划的时候到底涵盖不涵盖郊区县，还是仅仅围绕中心城市来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云钟的困惑无疑较具代表性：大部分的水源都在城外面，而不是在中心城区，智慧城市要做好服务就需要从水源开始到输水、供水、用水和水处理，再到排出、排水和后面的污水处理回用等等都包括在内，形成一个整体环节。这个界定的范畴是城乡结合还是中心城区都亟待明确。
与智慧水利呼吁的统一智慧标准体系不同，智慧教育领域则更期待标准多维化。“不同的城市类型要兼具不同的评价标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院长余胜泉谈及教育领域中网络教学平台的推广经验时说，如面向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实际上有共性也有个性。要根据不同领域提炼出核心指标，就有多维度的评价体系。
邬贺铨则建议，宏观共性标准，应该尽早出台。他以智能交通为例指出，作为跨城市的交通，各地方不能各自制定标准，要由国家来统一制定。
此外，中国东中西部城市的巨大信息化差距，也对标准的制定提出了挑战。周宏仁介绍，在北京等东部城市，数字化差不多，网络化还有些基础，起点是往智能化发展。而西部部分城市还应以数字化为目标，完善网络化基础。
微观：200个城市的2000个项目
“200个城市，每个城市报上来10个项目，近2000个项目需要规划。”作为住建部智慧城市规划的参与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勇透露，从整体考虑，针对项目确定几个关键城市，重点攻克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2012年12月，住建部下发《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地方积极申报试点。截至今年8月，住建部已先后两批设立193个智慧城市试点，成为试点城市最多的部委。
这一数字曾经引发诸多质疑，将近200个城市被确定为智慧城市试点，数量是否太多，起不到示范的作用？
邬贺铨并不建议设太多示范点，对于示范点到底该设多少，他说：“搞几百个有点操之过急，倒不如让每个城市做个规划，纳入到整体发展规划中。”
持此意见的还有周宏仁，他担忧的是已经确定的200个城市地方政府对智慧城市认识上的千差万别。“我比较倾向于先对城市的执行者进行培训，把大的基础概念澄清”，他建议，一个城市要抓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而不是面面俱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