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吵的雅俗

    陈鲁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郑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郑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授课之余，喜欢杂文、时评、随笔写作，耕耘多年，颇有收获，有多本文集出版，获奖多次。

    人是群体动物，有事没事老爱往一起凑，臧否人事也喜欢见仁见智、议论纷纷，一旦意见不合，免不了争争吵吵。争吵未必是坏事，扯皮固然意义不大，真理却越辩越明，这里也有雅俗之分，可见水准风骨，有文野之别，可见时势风气。

    在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一个咖啡馆里，两个老友发生激烈争吵，一个教师，是诗歌的忠实拥趸；一个商人，坚决捍卫散文的重要地位。两个人为诗歌还是散文重要吵得不亦乐乎，后来大打出手，53岁的教师失手将对方刺死。无独有偶，去年9月，两个俄罗斯工人在一起讨论哲学，当谈到他们共同的偶像、德国哲学家康德时，因意见不同而翻脸，其中一人向另一人开枪，击中头部，受害者侥幸生还。

    这年头常见的是球迷为球队输赢而争论甚至打斗，粉丝为哪个明星更漂亮而争执动武，酒徒为谁喝得多谁喝得少而吵闹，恋人为争风吃醋而大动干戈，可没想到，居然还会有人为那些虚头巴脑的诗歌、散文而玩儿命，为哲学、康德而较真，听起来真如同天方夜谭。这两次争吵虽然最后酿成悲剧，绝不是我们想看见的，但也可从中略略使人感到一丝欣慰。毕竟，在物欲横流、发财高于一切的当下，还有人在仰望天空，捍卫精神财富，关注那些不挣钱的东西。

    其实，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或者说有过这样的小气候。据作家汪曾祺回忆，抗战时期，他在西南联大读书，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师生们学习钻研的劲头一点也不差，学术氛围十分浓厚。在昆明的小茶馆里，饿着肚子的大学生争论李白、杜甫谁更伟大，豪放派与婉约派谁的艺术价值更高，四大名著的优劣得失，每每争得热火朝天，脸红脖子粗。　　

    不光是学生争，老师也不消停。废名与熊十力皆为北大知名教授，两人常在一起讨论学问，争吵也是常事。一日废名到熊十力处与其探讨佛学，生发异见，争论不休，忽而静止，原来二人已扭打在一处。不一会儿，废名气哄哄地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十力在讨论别的问题。

    当然，精神、文化层面的争吵并非都是有益的，也有误入歧途的时候。“文革”的荒唐岁月，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孔子，争论什么草啊，苗啊，滑稽且无聊，全社会都无序、混乱，吵作一团，人人如同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即便一个家庭里，也常常会夫妻反目，为不同派别谁更革命而论争，父子离心，为不同组织谁路线正确而矛盾。今天看来，当年的争论实在可笑之至。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我们放弃了那些荒唐无聊的争论，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国家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百姓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不过，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对滞后也慢慢显现出来，金钱至上的影响日渐蔓延，过于“务实”的风气使我们被世人视为“物质主义”至上的国度。2013年末，法国市场调查公司发布了一项名为“全球物质主义、理财和家庭态度”的调查，在20个受调查国家中，中国人对于物质的热衷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位居榜首。

    当年，丘吉尔曾说：“我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60多年后，撒切尔在谈到中国时则很自负地说：“一个只会输出电视机的国度算不上伟大，一个能输出文化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强国。”如果把这当成对我们的提醒，认真审视一下文化短板，在重视物质建设的同时，对文化建设投入更多的关心，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倘若有一天，我们在高铁上听到有人在争论诗歌与散文的重要性，在酒吧里听到有人在探讨哲学与康德的意义，那就是文化复兴令人鼓舞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