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悲壮抗日史

    发生在1937年至1945年之间的抗日战争，是100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在这场历时八年拯救民族危亡的保卫战中，300余万川渝将士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奋勇抗战，浴血沙场，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国难当头  请缨出川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在延安，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出路！在四川，“重庆救国会”“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团体纷纷成立，自发宣誓不买日货，与日本绝交。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成都数万民众集会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武装全国民众”“严惩党国汉奸”。

    抗战爆发后，四川军人更是群情激愤，纷纷请缨杀敌。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川军第41军军长孙震在重庆表态，愿率所部出川，参加对日作战。7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陈执功等23名学员联名请缨参战。“学员等身为军人，痛亡国之无日，欲请缨而无路，今以最大之决心，宁愿为收复失地之抗战而惨死，不愿为带兵升官之军人而幸生”。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的讲话，明确表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仍会争取和平，只应战而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时，在丰台（今北京市丰台区）进行战地报道的新闻记者范长江看到的是一列列车皮，正在加紧运送日本兵。他无不激愤地写道：“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钱买来的火车头，载着日本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7月23日，中国政府获得情报，除关东军外，日本陆续开往华北的增援部队已经达到10多万人，侵入华北的日军人数全面超过华北守军。

    7月29日，北平沦陷。1天之后，天津沦陷，9天后日军在北平举行了入城仪式。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自卫书》，宣布：“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天后，日本宣布全国总动员，成立作战大本营。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从此踏上不分胜负不罢休的不归路。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命令川军出川，参加抗战。

    三路东征  浴血沙场

    从1937年9月开始，川军分三路奉命开赴抗日前线。

    第一路由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率领（辖41军，军长孙震；45军，军长陈书农；47军，军长李家钰）从成都启程，徒步经川陕公路至宝鸡，然后沿陇海路东进，经潼关、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对日作战。

    第二路由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率领（辖21军，军长唐式遵；23军，军长潘文华；44军，军长王缵绪），这一路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启程，乘船沿长江东下，经武汉转道许昌、郑州，参加南京保卫战。

    第三路由川军将领杨森率领第20军，从贵州出发，直接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这三路参战的川军共14个整编师，20余万人。

    此外，1938年春，川军将领范绍增在顾祝同的支持下，于重庆组建了第88军，开赴第三战区作为总预备队。再有独立第35旅，原系川军第20军杨森部的一个加强旅，后直属国民政府军政部，也奉命开赴前线。

    当时的四川，交通极端落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川军开赴前线，困难重重。当时虽有长江通道和川陕公路，但车辆船只极少，川军出川多靠步行，长途跋涉数千里。

    川军装备十分简陋，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2件，绑腿1双，单被1条，单席1张，草鞋2双，斗笠1顶。所用步枪80%系川造，质量差。每个战士配备子弹三五十发、手榴弹二枚、大刀一把，一个团仅有几挺机枪。

    尽管武器装备较差，但川军在各次会战中，勇敢作战，不怕牺牲，特别是广大士兵，更是满怀民族义愤，冲锋陷阵，前仆后继，报效祖国。川军第20军和第26师参加淞沪会战时，在一片平原地带，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川军远道而来，仓猝参战，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抵挡敌人进攻。日军出动了飞机、坦克、大炮和军舰，攻击的炮火来自地面、空中和海上，守卫阵地的川军官兵常常整连整营地被敌人的炮火毁灭。“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地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原话。

    第41军、第45军将士，身穿单衣，赤足草履，一直从成都步行2000多里，奔赴山西战场。11月的山西，已是北国冰封，寒风刺骨，将士们全身冰凉，手持一杆老式川造步枪，腰系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作战，战况十分惨烈。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第41军代军长王铭章奉命率部死守滕县，阻击敌军。日寇采取空军、炮兵、坦克部队和步兵联合作战的战术，轮番进攻，川军拼命死守，王铭章等3000多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以身殉国。由于川军死守滕县3个昼夜，终于挫败了日寇增援台儿庄的企图，使友军能顺利完成对台儿庄的包围。在台儿庄战役中，川军与友军一道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1万余人，击毁坦克30余辆，缴获步枪1万余支，机枪数百挺。继平型关战役之后，台儿庄战役又一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指挥台儿庄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指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

    铁血忠魂  浩气长存

    抗战爆发后，川军的7个集团军，加之1军1师1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前线与日寇进行浴血奋战，此外，四川每年还向正面战场输送10万到30万壮丁，成为全国的兵源基地。

    据《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统计，四川历年实征壮丁数如下：

    1937年为103837人

    1938年为174145人

    1939年为296341人

    1940年为266373人

    1941年为344601人

    1942年为366625人

    1943年为352681人

    1944年为391112人

    1945年为283086人

    抗战八年，四川总计共征壮丁2578810人，居全国各省之冠，为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0521人的1/5。四川的这个征兵数还未包括西康征的30938人、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如果加上此两项数据，则抗战期间，四川实征壮丁数近300万人（此数尚不包括出川各集团军自行回乡募补之人数）。庞大的兵源，补充了南北战场上的军队，以致当时抗日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足见川渝人民对抗日军队贡献之大。

    抗战八年中，出川军人，不畏强敌，与日寇鏖战，为挽救国家危亡，做出了巨大牺牲。据何应钦统计，抗战期间，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1/5，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其中军官有将官4人、校官9人、尉官21人，共计34人。现按照将、校军衔次序录名并附县别如下：

    将官：王铭章（新都）、李家钰（蒲江）、许国璋（成都）、饶国华（资阳）

    校官：王润波（开县）、李成烈（安岳）、林相侯（泸县）、姚杰（奉节）、傅哲民（江安）、邹绍孟（荣县）、郑少愚（渠县）、乐以琴（芦山）、谢北亭（忠县）

    决死宣言  永载史册

    1937年9月5日，四川各界民众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欢送川军出川抗战万人大会。川军将士代表在会上宣誓：“出川抗战，失土不复，誓不返川。”表达了川军将士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决心。

    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邓锡侯（1889~1964），四川营山人，时任第45军军长。

    1937年9月5日，四川举行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如上誓言。他还说：“我们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赴后继，我们一定能战胜日寇！”邓锡侯率军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战功卓著。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李家钰（1890~1944），四川蒲江人，时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兼47军军长。

    1941年2月，四川省各界抗战前线慰劳团来灵宝县李部驻地劳军，李家钰亲笔书写如此字幅。1944年5月21日，李家钰率集团军总部官兵在秦家坡陷入日军伏击圈。在敌寇密集火力射击下，总部官兵200余人全部殉难，李家钰额头及左腋被子弹和枪榴弹破片击中，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县人，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七七事变”爆发次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刘湘带病出征，部下多劝其不必出川亲征，他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湘最终在前线吐血病发，死前留下如上遗言。

    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时候，我们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

    饶国华（1894~1937），四川资阳人，时任川军145师师长。

    1937年11月，饶国华受命带队固守安徽广德以拱卫南京，他亲率435旅刘儒斋团据守广德前五里阵地，在阵前振臂高呼此宣言。但孤军奋战，几被全歼，广德失守。饶国华遂挥泪写下绝命书，称：“驱敌出境，复我国魂！今自决于城，虽死无恨。”然后开枪自尽，慷慨成仁。

    17日晚，我援军尚未到，敌大部队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作最后血战。

    王铭章（1893~1938），四川新都人，时任第122师师长。

    1938年春，日军猛攻鲁南滕县，王铭章决心死守滕城，命令把南北城门封死，只留东西城门暂作交通道路，师部也由西关移进城内。后日军重炮轰城，该师3000余人阵亡。王铭章向22集团军司令孙震发出上述最后电文。后不久城破，王铭章拔枪自杀殉国。滕县血战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后退半步，格杀勿论！

    解固基（1897~1937），四川崇宁人，时任川军第43军26师152团团长。

    淞沪会战战事激烈之时，152团四连连长正向团长解固基汇报本连情况，忽听友邻团团长大叫：“解团长，你的四连退下来了！”解固基气愤之极，拔枪便向四连长开了一枪，四连长中弹后，仍举手敬礼向后转身，走了两三步后才倒地。解固基挥枪大呼如上口号，之后解固基和两个营长阵亡。

    军人应战死在沙场，你们要送我过江，是在害我呀！

    许国璋（1898~1943），四川成都人，时任第150师师长。

    1943年常德会战，许国璋的150师受命固守常德的门户陬市，上级命令不许退过沅江。但150师根本抵不住日军第116师团的猛攻，几乎全军覆没，许师长重伤昏迷，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警卫抬过沅江，他大为震怒，在担架上痛斥左右误己，之后夺过身边卫士的佩枪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