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什么时候,你能与一个老人待上一个下午,饶有兴趣地听完他精彩或不精彩的人生故事,那说明你已经成熟了。”
但你有这样一个闲散的下午吗?不是你没有时间,而是你没有耐心。正是因为你没有耐心,所以失去了机会。
曾祖母在世时,经常给我讲家族史,说曾祖父如何到上海去做生意。那时我准备高考,没时间听;后来,我奶奶给我讲爷爷在旧政府做事的趣事,讲她与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一起上学的故事,那时我在找工作,也没有时间听……
现在,我想收集一些家族资料,为后人留下点文字,但她们都已随风而去。
我们正在丧失倾听的姿态、倾听的心态,并且从个人心理泛化到了社会心理。酒桌上的杯来盏去,絮絮叨叨,不会有人倾听;充满了官话的报告会,也不会有人倾听……倾听需要一种“空杯”的心态,迎接它,容纳它,消化它,记住它。
央视的崔永元,捣腾出了一部纪录片——《我的抗战》,他花了10年时间,走遍大江南北,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长达10万小时。但遗憾的是,他制作出来的纪录片电视台不愿意播,因为这样的片子“无人倾听”。
小崔曾经非常愤慨,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是搞对象的节目,而在日本却是严肃的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这些无厘头的搞笑剧、穿越剧、荒诞剧,却不能“倾听”关于民族的真实故事。
这事不能深思,一深思,就会觉得可怕。
国学大家陈寅恪说过,中华民族真是奇怪,五千年了,基本上是在混,不过能混五千年真的很伟大,很了不起。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曾来杭州讲座,说中国人都在混日子。他说混日子不是说现代的中国人混日子,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不混日子的时候。
陈寅恪的话,贬中有褒。顾彬的话,就剩下贬了。不要说顾彬先生是愤青,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的思想太过于简单了,我们想得最多的是生存,而不是生存的质量和尊严。
记不起哪位作家,把金庸先生《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视作了中国人的典型,韦小宝是一个“生存至上”的人,他非常平庸,不重情,他的“义”是随时可以变通的,只要对自己有利,他就会去干。
这就是“混”。
人们以“混”为乐,不需要清醒,也不需要反思,当下“混”得好,有酒喝,有饭吃,有房住,有份轻松工作,一切OK。
顾彬说,生活中你可以贫穷,可以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买不起房子……但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拥有它,一定要守住它,这就是信仰。
但如今又有多少人还拥有信仰?我们的所谓信仰,也许就是赚大钱、住大房、开豪车、娶美女……
来源:《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