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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人

陈望道脱党前后

叶永烈 《 人民文摘 》(

    1975年年底,上海华东医院住进一位85岁高龄的瘦弱老人。他脸色黝黑,头发稀疏,由于双颊深凹,使原本突出的颧骨显得更加凸出了。

    他便是陈望道,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又是资深的革命家;他是《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最早的译者。早在1920年,他便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正因为这样,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他的面,对代表们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周恩来的这句话,生动地勾画出陈望道德高望重的形象。

    1977年10月29日凌晨4时,87岁的陈望道溘然长逝。

    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

    精心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分水塘过春节。

    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他聚精会神,正在翻译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唯其重要,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切,因而翻译的难度颇高。

    这是一本世界名著——《共产党宣言》,作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国内正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翻译此书乃是一场及时雨!

    最初,戴季陶在日本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回到上海打算在其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得知此事,《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

    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这样,躲在远离喧嚣的故乡,陈望道潜心于翻译这一经典名著。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焐着“汤婆子”,有时烘着脚炉。烟、茶比往日多费了好几倍。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村里有人进城,给他带来一份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穿着长衫,拎着小皮箱,离开了老家,翻山进县城,前往上海。

    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17号,住着李氏兄弟,即李书城和李汉俊。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李寓斜对过的5号,陈望道也常去——那是邵力子家。

    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陈望道当即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

    李汉俊校毕,又送往不远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由北京来沪,住在那里。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懂日文、英文,又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李汉俊请陈独秀再校看《共产党宣言》译文。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陈望道是8位成员之一,即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他。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

    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维经斯基拨出一笔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在这里初版印了1000册。

    这初版本在1920年4月出版时,竟然把《共产党宣言》印成《共党产宣言》。连书名印颠倒了,都没有发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极度陌生。这一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两本,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版本。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提及“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的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见斯诺《西行漫记》)

    不满陈独秀而脱党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公推陈独秀为书记。那时,还没有委员那样的名义,遇事陈独秀常找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商议。

    陈望道还协助陈独秀编《新青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面目一新,亮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陈独秀与陈望道这“二陈”配合默契。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离沪赴粤,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行前,他把《新青年》编辑重担交给了陈望道。

    也就在这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着手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的工作。陈望道参加了筹备工作。但一件意外发生的事件,使“二陈”反目,陈望道再也不愿跟陈独秀共事。

    事情的经过,如邓明以的《陈望道》一文中所叙述的: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痛心疾首,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汉俊、陈望道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

    陈望道从此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并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要求。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是,他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共“一大”之后,陈望道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陈望道不满于陈独秀,不仅要辞去这一职务,而且要求脱党。虽然党组织派沈雁冰(茅盾)劝说陈望道无效,但陈望道明确表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这样,陈望道在1923年中共“三大”之后,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在脱党之后,如他所言,一直坚信共产主义。

    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从1952年至1977年,陈望道是这一世界名校任期最长的校长。

    陈望道毕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共。特别是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这位老同志,回溯往事,更使陈望道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共。

    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中共上海市委马上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重新加入中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入党之后,他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直至1973年8月,他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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