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从有皇帝起,到末代皇帝——宣统,总共有四百零八位,张宏杰(《坐天下很累:中国式权力的九种滋味》一书作者)只选了其中几位。这几位大抵都是心理上有些问题的。如果他们生活在现代都是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但在中国古代,他们都是高居九五之尊、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皇帝,因此他们不仅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就连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不幸的。张宏杰认为,“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对于一般的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心理有问题的皇帝呢?
对于这些,前人写到皇帝时很少有涉及,因为传统就如庄子所说的“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张宏杰打破了这一点。前人描写和评论光绪皇帝,都是侧重讲他的不幸和慈禧太后的专横,很少有人探索这位皇帝的心理;朝政简单地分为“帝党”与“后党”,“帝党”主张变法改革,“后党”顽固保守;把光绪与慈禧的冲突简单化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其实,光绪四岁进宫,慈禧太后对他寄托了很大希望,而光绪性格内向,胆小、暴躁、偏执、骄纵,而又缺少办事能力。又因为康有为一班人操作不当,导致戊戌政变,慈禧的希望逐渐落空,从失望到最终绝望。张宏杰认为,光绪的心理问题与清代的帝王教育有关。清代的帝王教育是实施于强者的,而作为天生弱质的光绪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教育之重,他被这种教育压垮了。
张宏杰的分析是有趣的,例如他写西汉末年篡位的王莽。王莽的本意是要做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完人,结果一不小心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是为了“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呢?还是被最高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所诱惑呢?最后恐怕王莽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从心理的迷宫转入了历史的迷宫。写明太祖朱元璋的就是一篇“心理咨询记录”。朱元璋想通过大批量的杀人达到“天下大治”,后来他发现“杀人也没法治,总不能把天下人都杀光吧,所以请先生来给看看”。张宏杰坦然以心理医生的身份说,“此人疑是伴有情感焦虑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并有攻击性施虐倾向”,然后根据《英国克氏医学全书》对朱元璋“偏执型人格障碍”“攻击性施虐倾向”和“心理病态”作了分析。你可以不同意张宏杰这些独出心裁的描写和议论,但细读下来不会对你没有一点启发。中国皇帝制度太久远了,并已深入人心,因此多方面考察与研究皇帝很有必要。
一直以来,国人有个皇帝情结,迟迟不能完全消退。这反映了人性中对权力的渴望。社会上存在权利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不可遏制。这如同排队按顺序上车一样,排队制度建立不起来,就不能制止人们在上车时争抢。
中国的皇帝大约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理论上讲,他兼有四大权力:一是政权,皇帝是国家的首领,他对全国的土地和人拥有无限权力。《诗经·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人的胆子超过了古人,有个小土皇帝竟敢说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古人只敢承认自己是奉天管民的。二是神权,也就是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唯一的代表,代表天统治人们。《尚书·盘庚》中明确地说“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意为:你们的命是我从老天那里讨来的,我不是威吓你们,你们是要靠我养活的)。三是父权,古代是宗法制,周代天子是宗子,代表血统,管理本族人民,所以老百姓不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后世人民构成日益复杂,天子统治尚有先秦遗意。四是道统,即所谓真理权,或话语权。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教”不是佛教、道教,而是教育的“教”),皇帝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张宏杰以皇帝为切入点,独辟蹊径,书中既有关于皇帝具体生活场景和心灵动态的描绘,也有其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的分析,值得关心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们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