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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正是宽容，才留下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2012年7月，国家高新区建设20年成就展在北京举办。它所承载的，不仅是国家高新区20年的成就和回忆，更多的是成长中的思考与启示。
从一个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的尝试，到今天成为“中国创新驱动的重要载体”，国家高新区在20多年的成长中，演绎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变迁路线。
起步中关村
1980年12月，在北京中关村的一间平房里，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春先带着几个人创办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服务部，并提出要建造“中国的硅谷”。
随后，中关村迅速兴起一股科技人员创业潮，有的辞去公职，有的停薪留职，有的业余兼职，在中关村品尝“硅谷”的滋味。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就这样形成了。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是中国最早的科技创业区域概念。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提出划定一些区域，在区域内实行一定的政策优惠，使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在此区域内创建、发展和壮大。国家科委多次开会讨论科技改革的问题，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火炬计划”。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区域概念，恰好迎合了国家层面对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考。
1987年，新华社记者４篇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报告被以内参形式送达中央领导，受到了高度重视，并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现象展开调研。
于维栋，曾是联合调查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他担任了科技部国家高新区专家委员会委员。1987年12月，他参与了由7个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深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调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回忆说：“实际上，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后，中央发展科技和经济的思路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虽然大政方针已经明确，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合点，没有找到能够操作的载体。”
调查组认为，应当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经验，摸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工业园区，这是“粘合”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最好载体。
1988年3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在中南海召开。经过对联合调查组提交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后，最终决定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2个月后，国务院正式批准在中关村建立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给予18项优惠政策。
“火炬计划”的构思也日渐明晰。国家科委召开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建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关村一条小街的命运，从此便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决策走向绑在了一起。它也因此成为中国内地首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特殊的年份
中关村的前期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充满着质疑和批判。
1985年3月，北京市委收到一封人民来信，其中反映“中关村开发技术公司林立，有的纯属倒卖、投机而牟取暴利的不法组织，要求中央查处”。
对此，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提出了处理意见，“对问题和缺点，要加以引导，帮其走上正轨”，并没有将中关村一棍子打死。政府的宽容和理解，为市场的成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距改革开放提出已有近10年光景，市场观念已深入人心。类似中关村这样的区域市场，已经释放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信号。但当时的国家经济体制仍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无论中关村还是火炬计划考虑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战略，其实质的核心却都是市场经济理念。
理念与体制的不匹配，终于在1991年至1992年间，迎来了解决时机。
从下面的摘录中，不难看出，中国国家高新区全面开花的过程，恰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几乎完全同步：
关于高新区：1991年3月，26个高新区被批准成为国家高新区。国务院同时颁布了著名的“12号文件”，明确了建设国家高新区的有关政策。次月，第一次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宣读了邓小平的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关于市场经济：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厘清了国人对于市场经济的种种观念困扰。
关于高新区：1992年5月，国家科委召开部分高新区工作汇报会。据媒体报道，各地参加这个会议的热情始料不及，原定代表是70名，但实际到会代表竟然多达280多人，有17位省委书记或省长亲自带队，35位市长参加。许多没有接到会议通知的地方代表闻风而来，导致会议人数激增，很多人只得站着听会。连食堂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不得不凭票入场。
关于市场经济：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关于高新区：一个月后，国务院又批准增建了25个国家高新区。至此，国家高新区总数增至52个。中国内地除西藏、青海、宁夏外，其他省会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基本都有了国家高新区，中国高新区的总体布局初步形成。
……
国家高新区，就这样与市场经济一起成长，仅在一两年时间，就迅速成为新的时代特征。
初创期
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还需要思维模式的彻底改变。
回首过去的20年，大多数高新区老人的回忆中，几乎都有同样的关键词：原野、荒凉、杂乱、破旧。更糟糕的是，很多地方对高新区认识不清，高新区的管理权限和优惠政策不能迅速得以落实，各职能部门间沟通和协调存在很多障碍等。
成都高新区是目前中国最成功的高新区之一。1991年3月获准成立时，高新区需要安装一根电线杆，花了半个多月也不见动静，连行政区内一个乡干部都要为难。
类似的情况在高新区起步之初不胜枚举。
特殊的优惠政策，是国家高新区快速起步的关键。
国家高新区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土地供给政策。在国家土地审批比较严的情况下，一次性划出较大面积的区域，低价供给建设用地和厂房，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落户高新区，这是一个极大的优惠。再一个优惠是各类税收的减免。这些优惠政策调动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催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在北京，1994年和1999年分别对中关村新技术试验区的政策区域范围进行调整扩展，形成“一区五园”的空间格局。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联想、方正、瀛海威、搜狐、新浪等一批影响中国科技产业进程的公司。
1999年6月，国务院批复，要求把中关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此举被称为“国务院继上世纪80年代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90年代开发浦东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
“二次创业”
集中政策、土地、税收等各类资源“特事特办”，这是中国式的思维习惯和操作模式。但“经济特区”式的特惠政策，毕竟具有强烈的时代痕迹。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就会出现新的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优惠政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同时，很多专门针对国家高新区的税收等优惠政策，也逐渐开放至其他高新技术企业。“园内一枝花，园外是粪渣”的情景，正在被日渐趋同的政策所取代。
公平，这本是市场竞争的要义之一。像科技园区的典范——美国“硅谷”，其实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税收扶持政策。
与国际接轨，已容不得高新区有任何犹豫——2001年12月，世贸组织接纳了中国这个新成员。
对于高新区而言，这意味着，宏观层面的国际与国内经济环境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微观层面，高新区本身也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个别高新区成了普通工业区，甚至成了“房地产开发区”。有的吸引了世界500强企业入驻，但只是以500强企业装装门面，实际做的却是代工贸易。这都与高新区的创立初衷相背离。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质疑，也开始不断在媒体上出现。
初战告捷之后，高新区的成长路径，面临新的选择。
2002年3月，科技部发文要求高新区按照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新要求，深入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建立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效规范市场主体的政策法规环境。明确提出，要“防止旧体制的复归”“对于经济事务，凡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应通过市场机制解决”。
如果以2002作为中国高新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前10年是“初次创业”，主要靠政策优势取胜；后10年则是“二次创业”，主要靠创新体制机制取胜。
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新动力和新举措，主要体现在“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的服务模式，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进行的探索，以及通过内部机制的改革以吸引优秀人才。
转身
高新区的“二次创业”，一开始就遇到更大的挑战。
2003年以来，国内房地产市场暴露出房价过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国务院组成督察组，对多个省市进行了大范围的土地督察。2004年实施宏观调控，收紧土地与信贷两个闸门。这对高新区的发展是一大考验。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绝大多数国家高新区原有的批准土地面积都已用完。有的高新区多次向上打报告，反映“土地告急”。
这侧面印证了“二次创业”的明智——摆脱原有对土地要素等倾斜政策的依赖，转向依靠技术创新，寻求新的内生动力。
2003年，胡锦涛视察中关村科技园区，鼓励企业不断创新，把高新区办得更有活力。2005年6月，温家宝视察中关村。2个月后，国务院出台了支持中关村发展的8条新措施。2009年3月，中关村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底，中关村获批实施“1+6”系列先行先试新政策，并正式成立“中关村创新平台”。
一系列最终指向都是创新能力的新措施促进了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高速增长。据统计，2011年中关村企业总收入1.92万亿元，约占全国高新区的七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背后的创新环境。先行先试得以使中关村摆脱了诸多体制机制的束缚。在法制建设方面，按照“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的市场经济法治原则制定并实施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全国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第一家自然人与外商合资的企业等，都出现在中关村。中关村还营造了“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
20多年前，正是宽容，才留下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2012年7月，国家高新区建设20年成就展在北京举办。它所承载的，不仅是国家高新区20年的成就和回忆，更多的是成长中的思考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