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级高官爱“跨界”

    “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的“两官分途”的做法，即公务员队伍没有政治家和职业公务员之分。”

    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掀起人事变动序幕。此番人事变动中，省部级高官跨界调动成为看点，各省之间、政界与商界之间、政界与学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都有所加强。  

    “除了各省间的交叉任职，中央部委、地方、央企主要领导交叉任职的情形持续呈现，且日益常态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跨界任职

    新年伊始，刚走马上任的郭声琨部长专程到公安部广渠门老干部活动站看望慰问了公安部老同志。他诚恳地说：“我刚刚加入公安队伍，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老同志们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我要虚心向老同志们学习。”

    郭声琨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是一名拥有10多年国企经验的高管，后来商而优则仕，主政广西。从国企到地方再到中央部委，经历了两次典型的跨界任职，最终接棒孟建柱成为新一任公安部部长。

    尽管没有公安系统的履历，但在中组部部长赵乐际看来，郭声琨同志“经历企业、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多个领导岗位，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组织领导能力强”，且在主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工作以来，“十分重视社会建设，高度重视政法工作、公安工作，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全力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此，“中央认为，郭声琨担任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是合适的。”

    在公安部系统内，跨界任职，郭声琨并非首例。自1998年贾春旺上任后的历任公安部部长均为跨界任职。贾春旺之后的历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孟建柱、郭声琨，均从地方一把手位置上调任。在任职公安部长前，他们分别担任的是四川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上述人事调整中跨界现象的出现，得益于中共对于干部交流制度的重视和推进。2010年9月发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指出：“对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实行跨地区、跨部门交流”。干部交流，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通过调任、转任，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挂职锻炼工作另行规定。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认为，通过干部交流任职可以增进工作了解和相互信任，发挥自身的不同业务和经验优势，更好地协调解决新问题、新矛盾，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主义的倾向。

    这些部门“爱跨界”

    在十八大后的人事调整中，官员跨界任职案例并不鲜见。除了公安部，中组部亦是一个爱跨界的部门。

    在中组部系统中，赵乐际由陕西省委书记调任中组部部长，此前赵乐际并无组织系统相关工作履历。而之前的李源潮、贺国强，亦均无组织系统相关经历。

    在地方组织部，来自全国总工会的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王炯，在全国总工会任职之前，曾在大型国企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任职。就任安徽省委组织部部长是王炯首次担任地方领导职务。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部委层面。十八大前接任交通部部长的杨传堂，虽此前有主政青海、西藏的经历，但并无交通系统履历。

    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旭涛解释称，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的“两官分途”的做法，即公务员队伍没有政治家和职业公务员之分。不同行业、部门、地域之间的公务员交流频繁，公务员不是按照自身岗位特点设计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而是按照“官阶晋升”的思路进行设计的。

    事实上，中国的公务员，包括高层和基层，其职业发展通道在纵向上都是在体制内逐级晋升的，是一种阶梯式的晋升方式。除具备下一级领导职务的规定任职年限外，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岗位轮换、基层挂职、培训等经历才能等到晋升。

    在横向上，中国的官员可以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地进行大幅度、大范围的交流、转任或者晋升。刘旭涛说，中央机关的处长，在西方国家属于职业公务员，是绝不可以到地方做县长的，因为县长是政务官，根本不属于一个职业通道。

    中国行政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当今世界，无论中外，高级公务员的流动性是正常的。但中国的问题在于这种流动必须与《公务员法》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相符合、相一致，而不是相冲突，这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前提。”他还表示，“在政界、学界、企业界高级官员的互换方面，如果再要加大力度，就必须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与《公务员法》《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相适应的二级、三级法规，来规范或程序化干部流转工作的全过程。”

    政企跨界

    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需要懂市场、通经济、精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近年来，一批国企高管步入政坛，政企高官交流频繁，从而出现“政坛CEO”的新群体，这是官员跨界另一模式。比如，郭声琨、李小鹏以及福建省省长苏树林、河北省省长张庆伟等之前都是国企高管。

    苏树林在赴福建任职前，是中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中组部部务委员兼干部二局局长潘立刚曾称苏树林“熟悉现代企业管理和经营工作”“开拓创新精神强，有比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央企人士到地方任职，更能优化地方领导的结构，使领导班子更具创新性，有活力。”汪玉凯说。此外，央企高管去地方任职，大部分都会带着项目过去，卫留成为海南带去了中海油的项目，郭声琨为广西带去了中铝的项目。

    事实上，越来越多“政坛CEO”的出现得益于2006年8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该规定明确：“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认为：“政府所面临的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而学者和商人有时过于理想化和理论化。如何快速完成身份转换，对于这些交流的官员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们担负着推动地方经济和政局发展稳定的重任，一旦发生问题，将对民生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影响，甚至会引起动荡，所以要避免急躁和轻率。”

    政府部门高官和大型国企高管双向任职通道倘若打通，是否会衍生官商一体的毒瘤？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室主任桁林对此表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