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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我是律师，知道一个制度的建立需要漫长的过程，更何况是涉及监督官员这样的大事。与一般人比，我有足够的冷静和耐心。”
韩德云始终留着他那标志性的半圈络腮胡，他开玩笑说：“不留胡子，领导记不住。”其实，他想让领导记住的，不是他的样子，而是他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建议。2006年至今，他已连续7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这项建议。韩德云说，他没有刻意要做这件事，只是在“坚持做”，因为“社会没有放弃，老百姓没有放弃，我就没有权利放弃”。
他的坚持终于见到效果。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在官方网站公示了新任命的55名副县级官员的财产申报，这被认为是我国官员财产公开的“破冰之举”。此后，陆续有一些地区的试点政策出台。2012年底，江苏、广东也选择了个别区县进行试点。但韩德云对此并不那么乐观：“如果没有顶层设计的支撑，地方的实践和试点是不会成功的。”
比起试点地区政策的出台，更令他欣慰的是，中央相关部门的回复“一年比一年积极”：监察部2007年书面回复称，“条件不具备”；2009年，中纪委的回复是“正在抓紧落实”；2012年7月，已变成“加快了建议稿起草进程”。
目前，中纪委已着手起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建议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分析哪些人应该公开、应该公开哪些财产……在这条路上，韩德云并不孤独。
律师立法，由他而起
1962年，韩德云出生于四川乐山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儿时的他顽皮桀骜。1978年，还不到16岁的韩德云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西政）。当时，西政是司法部部属5所政法院校中唯一的重点大学，1978年全国招收了700余名法律专业本科生，西政就占了一半。在那里，韩德云遇到了很多经历过“文革”的知青同学，“他们非常有抱负，一心想改变当时的中国，他们对社会现状的很多想法，深深地影响了我。”韩德云读大学期间，中国正在转型。“当时有很多社会事件，比如真理标准的讨论、西单民主墙、1980年的区县直接选举等等，中国封闭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
上世纪80年代末，韩德云又赶上了另一个重要机遇：出国留学。经过几年准备，他考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求学，1989年获得法学硕士后留校担任客座讲师。“以前，我是在书本上看到西方社会。在美国的生活，让我对西方社会有了更实际的观察和了解，不得不承认，中国之前几十年走了很大一个弯路。”韩德云说，“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正是这个想法，促使我回来了。”
回国后，韩德云赶上了第三次重要机遇：下海。1994年底，韩德云辞职，从西政副教授变成一名律师。第二年，他在重庆创办了索通律师事务所，这是中国西部第一家由归国留学生创办的律师事务所。
2001年，韩德云迈出了在中国律师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托韩德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起草《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后来获得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这一事件被视为我国地方立法改革史上的里程碑：律师立法，开历史先河。
官员不能只有权力，没有义务
渝，意为改变，也是重庆的简称。韩德云要“改变”的不只是重庆。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提了差不多300个议案和建议，包括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废除食品免检制度等等，涉及教育、彩票、医疗、工伤保险、环境保护、互联网、社会救助、证人权益保护等众多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其中，他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建议最受关注。
2005年，《公务员法》通过，韩德云敏锐地发现其中有个漏洞：“只字未提公务员有财产申报和公开的义务”。200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韩德云领衔29名全国人大代表附议提交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议案，之后每年都提。
有人质疑官员财产公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必然的选择吗？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官员都很清廉，当时并没有这项制度。
韩德云认为，改革开放后30年和前30年相比，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我们不用钱来衡量很多事，国家贫寒，官员也贫寒。市场经济出现以后，金钱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进入权力领域。以权谋私在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发生，而市场经济的土壤，很容易让权钱交易发酵。
要想从制度上建立反腐的长效机制，建设一个廉洁的民主国家，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肯定是个必然的选择，没有其他制度可以替代它。韩德云说，“其实，这个建议不是我最早提的。18年前，它就被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中，但后来被搁置了。在我提的期间，也还有其他有识之士在提。”
韩德云为什么对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情有独钟呢？
韩德云说，“有了财产公开制度，不等于可以完全消除腐败，但会比较有效地遏制腐败的发生。现在公认较为廉洁的国家，官员的财产都是要求公开的，比如新加坡、韩国。以什么方式公开、哪些人应该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可能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但客观地说，把财产公开作为掌握权力官员的一项法定义务，这是第一步。官员不能只有权力，没有义务，也不能只是抽象地接受监督，而不受具体监督制度的约束。”
现在的试点多半只是流于形式
很多人问韩德云“愚公移山这么多年累不累”，他都说不累。“我是律师，知道一个制度的建立需要漫长的过程，更何况是涉及监督官员这样的大事。与一般人比，我有足够的冷静和耐心。”韩德云告诉记者，他不在乎等，哪怕等上20年，“韩国上世纪60年代酝酿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到80年代才得以真正实施，中间隔了20多年。”
针对近期不少地方开始了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韩德云的看法是：“我觉得地方的实践，如果离开顶层设计，是难以成功的，特别是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上，一定要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我一直主张，这个制度必须首先从立法上突破，应该中央统一规定，授权地方实施。现在的试点是地方自己在做，并没有中央的规定和授权做支撑，拿小官、新官开刀，既难以成气候，也难以满足社会对反腐败的需求，多半只能流于形式。”
韩德云把财产公开立法看做是对于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尽管此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毕竟是一个缺陷。有没有法律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法律体系充满活力。法律的活力首先体现在它能够实际被执行，如果不能被执行，再好的法律都是纸上谈兵。只有当法律被真正落实之后，才能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不会出现那么多‘房叔’‘表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