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中国法学会复建30年，共计诞生60名“杰出青年法学家”。他们在学界、实务部门，都已声名遐尔，其中不少在政界也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法学会复建30年，共计诞生60名“杰出青年法学家”。他们在学界、实务部门，都已声名遐尔，其中不少在政界也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第一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获得者曹建明为例，他曾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曹建明的学术成就，早在上世纪便非常知名。在1994年12月9日，时年39岁的他，还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法制讲座作了第一场报告。
据统计，曹建明以外，其余与政途结缘的“杰出青年法学家”，还有八人，分别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副局长蔡定剑（曾任职、已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孔祥俊。
而这九人，绝大多数是在获得“杰出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之后，选择从政之路。但景汉朝、蔡定剑是例外。1982年大学毕业后，景汉朝选择任教，两年后，又转入法院系统，此后一路做到最高院副院长。可以说，景汉朝在2002年时，获得“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所依据的学术成就，都源于他“边工作边做研究”。
蔡定剑大学毕业后，自1986年10月至2003年12月，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历任研究室、秘书处处长、副局长等职。2002年，蔡定剑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此时，作为一名青年法学家，蔡定剑的名声，可谓如日中天。不过，在2004年1月时，蔡定剑转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相比于多数学者选择“学而优则仕”，蔡定剑反其道而行之，也曾一时令人诧异。不过其后余年，蔡定剑能有更多时间专心学术，也成学界之佳话。
作为一门最为经世致用的学问，法学，往往与政途紧密相连。在中国法学会复建30年之际，梳理“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走上政途之路，一定程度上，亦算是对学术报国之最佳注释。
苦尽甘来
据统计，9名“十杰”法学家，皆出生于1955年至1965年的10年间。九人也几乎都是在“文革”后，得以系统地完成其大学学业。这也意味着，其童年多较艰苦，而读书时光，更是来之不易。
曹建明在读大学之前，曾进入上海市静安区饮食公司前进饮食店当学徒。
这段在饮食店当学徒的时光，曹建明干的都是体力活：每天半夜三更，就得起床，劈柴禾、生炉子、挑煤渣、发面、拌肉馅……
已满17岁的曹建明，在这儿一干就是3年。在前进饮食店师傅的眼中，那时候的曹建明，对这些脏活累活，从无怨言。
曹建明以外，其他九人中的大多数其实也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公丕祥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前，就有过4年青春岁月，奉献给了淮阴县武墩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段经历，似在公丕祥心中更多地埋下了自强、自立的种子。刑法学教授赵秉志回忆，每到新年，两人至今都会互寄亲手书写的贺卡，而公丕祥的贺卡，每次都引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类的励志名言。
袁曙宏亦有过插队经历。那还是在1975年，袁曙宏高中毕业，插队到一个山区，在那儿他种过地，养过猪，炒过茶，当过会计和记者，每天挣二毛五分钱。当时，袁曙宏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读书，远离了现代文明。
不过，或也是这段荒废的时光，令这九人一旦有了机会学习，就变得如同干燥的海绵浸入了水池一般，如饥似渴。
袁曙宏终于有了机会读书时，几乎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整个大学4年，他每天早晨5时30分起床，晚上11时30分休息，几乎没有例外，连农历大年初一，也要早起读外语。
在刻苦读书之余，袁曙宏还坚持锻炼身体，并学习毛泽东，洗了4年冷水浴，数九寒天也咬牙坚持，以锻炼自己的意志。
曹建明亦是如此。1979年，曹建明考入华东政法学院。之后，无论春夏秋冬，他每天凌晨4时30分，都会准时起床，跑完步后，即会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数年如一日。
也是因此，本科4年里，曹建明创造了华东政法学院的两项历史纪录：一是从本科到研究生，40多门功课全部为优秀；二是年年都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
“学者型”基因
实现由最优秀学者跨入政途后，最为外界所关注的，其实是这九人与“土生土长”的官员相比，究竟有何不同？
公丕祥走马上任江苏省高院院长一职的第一年，就亲自阅处了1303封群众来信。公丕祥认为，通过群众来信来访，可以了解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地观察认识法院、法官在社会大众中的形象和人民的期待。对于这种转变，公丕祥认为，是4年的知青生活，培养了他对农民的质朴情感。
此外，在主政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丕祥还力推司法公开。在2012年2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里，江苏省高院的司法透明度排名，已居全国第四。
从政后的江必新，则依旧喜欢读书。在他任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就有记者发现，他有四组大书柜，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书籍。
当时媒体问他，这些书，是不是到了长沙以后买的。江必新回答，大部分是从北京运过来的，到湖南高院没带什么行李，几十个箱子绝大部分都是书。
“看书成了生活的一个部分，形成习惯了，午休和晚上，不看书报，睡不着觉。”江必新说。
宪法学家李步云回忆，江必新其实非常有韧劲儿，有一年春节长假，江必新玩起了失踪，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直到他的一本书完成后，圈内人才收到来自他的短信：拜个晚年，希望大家海涵。
但从政后的生活，当然不仅是搞学术本身。江必新主张以钢班子带铁队伍，对班子成员提出了“五个带头”“五条问责”的要求，并带领班子向社会作出“五项承诺”，这个“三五”牌使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
从政后的曹建明，对外形象似也未有改变，他依旧一脸的微笑、谦逊。每到全国两会时，他总是会穿着夹克式上衣，随身带黑色的公文包，看起来更像一个学者。
在全国两会上，曹建明发言，声音洪亮激昂，其间多次挥起手臂，对一些问题加以强调。“他发言很有激情。”一位在场的代表说。
“曹建明不仅深谙学者的治学方式，在管理者的位置上，表现也很突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春龙如此评价。
2005年9月，曹建明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身份，担任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中国组委会执行副主席。事后媒体报道说，那届大会很成功，共有1500多位中外代表参加会议，包括34位首席大法官或最高法院院长。
会后一个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总结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的讲话，让所有的人心头一惊：在大会召开期间，曹建明的妻子不幸去世，曹建明一直没来得及回家料理后事。
“曹建明每天都在主持大会工作，没有人发现他有什么异样，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内心承受着多大的痛苦。”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样回忆。
2008年3月，曹建明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便立即着手检察院系统改革。一年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即发布规定，检察院自侦案件的批捕权，上交到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实现批、捕分离。这一改革，赢得学界、舆论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