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幕后英雄

    人们对于在“西安事变”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的丰功伟绩仰慕不已。但是，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在西安事变的背后还有一位真正的幕后英雄——高福源将军。

    高福源，奉天省（今辽宁省）营口县人，1901年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高福源的童年生活是比较动荡的，主要是父亲作为一名军人要频繁调动，所以，高福源也随父亲辗转于河北、绥远等地。后来，父亲将高福源送进北京著名的汇文中学学习。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高福源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经受了这场伟大运动的洗礼，内心深处的民主思想逐步萌芽，这为他后来被俘后比较容易转变思想提供了奠定了重要的条件。1921年，高福源考入辅仁大学学习，在这期间，高福源目睹外国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的国土上恣意妄为，而北京政府软弱可欺，血气方刚的他萌生了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思想。1923年，高福源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高福源在讲武堂毕业后，立即被张学良纳入自己帐下。1927年，张学良成立了东北模范学生队，专门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培训，以图提高军官的知识水平和指挥能力，高福源因才华出众、军事素养高被任命为教育处中校主任，主抓训练工作。不久又被调任张学良卫队队长。1933年初，高福源调任67军军部参谋处长，深受王以哲军长的信任。1934年春，张学良委任高福源为67军619团上校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不战而逃，退入关内，当时高福源对此是颇有微词的，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高福源也只好跟着东北军步步撤退。然而，高福源一直渴望有朝一日张少帅能够率领东北军奔向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因此他对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也是围绕抗日这一中心来进行的。高福源治军严明，他的部队是东北军的“王牌”之一，战斗力很强，高福源也被誉为东北军的“虎将”。

    1935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蒋介石决定乘红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于是令张学良立即做出新的“围剿”部署，并组织对红军的进攻，张学良决定派高福源团驻守榆林桥，鉴于榆林桥位置重要，王以哲军长又特地将620团一个营划给高团以加强力量。在入住榆林桥后，高福源加紧修筑工事，企图将这里作为进攻红军的一个桥头堡。但是高福源做梦都没有想到，徐海东指挥的红15军团早已经把高福源团视为囊中之物，并已经做出了歼灭高福源团的战略部署。10月25日拂晓，红军15军团向榆林发起猛攻，高福源凭借镇内外的有利地形指挥4个营的兵力抵抗近6小时，最终因弹尽粮绝，援军迟迟不到被红军攻破防线，高福源自杀未遂，在肩部中弹的情况下负伤被俘。不久，他得知东北军109师在直罗镇全军覆灭，东北军悍将、师长牛元峰阵亡，他感到深深的悲哀。

    为了帮助东北军被俘官兵尽快提高觉悟，红军在瓦窑堡开办了东北军学习班，在得知高福源的真实身份后，他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在学习班里，高福源亲自聆听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课。在苏区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高福源被安排参观、学习、实地考察。毛泽东曾称赞高福源是“东北军中最早觉悟的军官”。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高福源决定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促使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早一天走上抗日战场。高福源向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诚恳地表示：“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回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的人。”

    1936年1月元旦刚过，高福源在红军的护送下辗转来到高福源的老上级67军军长王以哲的驻地洛川。在汇报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后，高福源提出要面见少帅，并诚恳地希望少帅能够率领东北军实行联共抗日的主张。在王军长的帮助下，高福源躲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监视，终于见到了张学良将军。当时东北军中有许多隐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张学良为了试探他就假装严厉地说：“你做了俘虏还有脸回来，我枪毙了你。”高福源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枪毙，心想横竖都是死，不如把心里话说出来，于是他说：“我如果怕死的话就不会回来了，今天既然回来就抱定必死之心，但是容我把话说完，讲完后任凭副司令处置。”

    谈话持续了一夜，张学良一直留神地听着，只见他时而眉头紧皱，时而眉头舒展，时而目光炯炯，时而目光昏暗，时而情绪低沉，时而开怀大笑。最后他对高福源说：“你讲的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来，我们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就必须实行联共抗日。你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谈谈下一步的联合问题。”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返回瓦窑堡。他把信件交给了周恩来副主席，并把自己与张学良将军的谈话经过和张学良要求红军派正式代表会谈的想法都做了详细介绍。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赴洛川参加会谈，之前，高福源提前赶赴洛川，安排好红军与王以哲电台通讯的呼号密码，为会谈做好了准备，尔后，再次返回瓦窑堡。2月21日李克农带着秘书钱之光及译电员，在高福源的引导下，从瓦窑堡径赴洛川。

    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将军的要求，决定派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同李克农一起去肤施同张学良会晤。4月8日，两位时代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将军看清了中华民族争取抗日胜利的前途，坚定了他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决心。高福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事情，为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在这次会晤后不久，张学良亲自将高福源调到自己身边工作，担任东北军与红军联络的重要职责，充当自己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机要联络员。张学良随后又任命高福源为105师（东北军唯一的独立师，相当一个军的编制）三旅少将旅长。在此期间，他为贯彻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努力工作，经常往返于西安和瓦窑堡之间，为双方高层传递信息，进行沟通，做了大量的工作。1936年夏，经中共中央特批，由李克农担任介绍人，高福源将军成为一名中共秘密特别党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这使高福源将军既高兴又激动，他一方面积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各界宣传联共抗日的主张；一方面又奉张学良将军之命到开封等地进行联络，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工作。不久，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然而蒋介石却扣押了张学良将军。东北军失去了统帅，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并日益激化，终于酿成了王以哲军长被杀害的“二·二事件”。

    事件发生后，驻西安城外渭南等地的东北军，纷纷准备进攻西安，消灭“二·二事件”的策划者孙铭九及其部下。为了制止东北军自相残杀，高福源同意前往西安城外做化解工作，没想到驱车出城后不久就被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逮捕。2月5日，这位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青年将领，在西安被杀害，时年仅35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高福源将军被害后，尸体由他的堂弟和部下领出，被草草葬于西安东城门外东北角城墙下，长期不为人知。1982年，在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烈士的遗骨被移葬西安烈士陵园，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在烈士的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而作出巨大贡献的高福源将军可以安息了！

    摘自《党史纵横》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