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放开，悬在半空

    于决策者而言，庞大的人口基数依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压力。此外从现实而言，二胎政策是否放开，需要考虑一个现实，即如果“二胎”放开，将有多少人被新政策所鼓励，从而释放压抑已久的生育意愿？

    计生政策实行逾30年，中国亦深为老龄化社会之痛，这个泱泱大国人口政策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二胎”能解决什么问题？

    新加坡政府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他的《出生率下降为发达国家敲响警钟》一文中说，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人口是新加坡的两个最大隐忧。

    在中国，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也因之改变。早在1997年国家计生委所作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城市和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已分别降至1.56和1.8。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素质下降等问题，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困扰中国。

    一个担忧则来自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明显加快的趋势。据国家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从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已经走上老龄化的快车道。

    以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为例，上海自1979年起，即迈入了老龄化城市行列。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年健康和保障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

    但在中国人口科学的学术带头人翟振武看来，“假定放开了二胎政策，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只可以缓解一些老龄化的过程和速度，所以，靠多生孩子来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我觉得起的作用不大。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策还是要建立完善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这是根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的同时也进入少子化阶段。少子化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在持续减少。

    另一个担忧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平均有117个男婴），远远高于103~107的正常值。“这说明人口群体在性别比例上失去了调整的空间，按照婚龄差距在5岁之间测算，中国婚姻市场将有2000万~3000万男性面临婚姻压力，这无异于一个定时炸弹。”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曾不无忧虑地提醒记者。

    对于靠放开二胎政策解决出生性别比的问题，翟振武则认为，那同样是杯水车薪，“放开二胎，会使得出生性别比有一定的缓解，但靠放开二胎去解决出生性别比的问题，这也是期望太高了，它的影响有限，把这作为解决性别比的根本之策，它承担不了这样的功能。”

    谁会生“二胎”？

    据联合国及各国人口学者的统计，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4到1.5之间。而2.0左右的生育率则被人口专家认为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人口增减的分水岭，他们据此认为，应放开二胎。

    婚姻家庭专家徐安琪早在2004年年初所做的一项调查就发现，目前上海的青年男女中，教育程度高和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士，对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兴趣最大。

    刚刚生了一个女儿的一位江苏企业老板则表示，他希望能够再生一个孩子，“或者到国外生，或者缴纳社会抚养费。”二孩早已落地的一位上海父亲也说，“以往的说法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但现在，能生两个孩子的基本上是比较有经济基础、学历也比较高的人群，他们希望让后代有个更好的环境，而很少考虑到经济成本。”

    相比富人、名人生“备胎”，事业和生活压力已使得使许多普通市民不想生，甚至恐惧生。生育权利的不平等，被搁上台面，这亦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艰难命题。

    计生与超生的困局

    作为一项国策的计划生育工作，始于1982年。之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了生育高峰，到上世纪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相当尖锐。

    中国实行的是多元化的生育政策。简言之，城市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一个半（即第一胎如果是女孩，还允许再生一个），少数民族三个，个别地区如西藏则不设限。但这一严格的强制性调节政策，几乎自推行之初便遭到了普遍抵制，在中国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为控制急剧增长的人口，中央明确规定，计划生育要由各省、地、县、乡、村党政第一把手亲自负责。在农村地区，最强有力的执行者是乡政府及村委会，计划生育指标完成与否，成为衡量乡村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标准。

    “为推行计划生育，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在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一位在乡政府干了8年的计生干部坦言道。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城乡各个角落的计划生育干部们，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不会有人发自内心地愿意终生从事这样的职业。

    “许多省实行一票否决权，不能完成计划生育的地方干部，轻则扣发奖金，重则调离或罢免。基层在实行一票否决时的做法更是五花八门，如福建等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有的乡、村干部每月工资的一半要待全乡计划生育指标完成后才能领取。”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解振明称。这在事实上造成了计生干部与群众长期的矛盾和对立。

    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于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出台后，国务院接着颁布实施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三部配套法规。在此期间，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修订或制定出台了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速度大大高于其他领域的地方立法。而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发展已成为国家计划生育工作延伸的重要领域。

    试点之路和难点之处

    “目前有几种放开二胎的方式：有的人赞成‘单独’放开二胎；有的人赞成‘双独’放开二胎。问题的关键还是，怎么去放开二胎？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永远存在，问题是怎么来逐步做到这一步？我觉得，各种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翟振武表示。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在去年的一次受访中称，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但能否得到批准，要由国家决定”。

    广东的计生政策此前就曾进行多次微调，比如在2009年取消“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间隔期”，依法生育第二胎不用再等4年，同时广东也调整了已生育残疾儿的夫妇再生育、再婚夫妇中生育一方的生育权等问题。

    放开“二胎”，难处究竟在哪儿？

    于决策者而言，庞大的人口基数依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压力。此外从现实而言，二胎政策是否放开，需要考虑一个现实，即如果二胎放开，将有多少人被新政策所鼓励，从而释放压抑已久的生育意愿？

    翟振武强调，经济的发展造成民众生育意愿的下降虽有出现，但并不等于就下降到很多人想象的程度，那种认为放开了二胎政策民众也不会生的观点，本身就自我矛盾，“既然这样，那你还主张放开二胎干吗？就别主张放开二胎了。”

    在翟振武看来，放开二胎肯定会增加人口总量，这跟二胎放开的方式也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即使包括北京、上海在内，只要放开了二胎政策，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会生的，会生的人比例甚至都不会低，我们调查的生育意愿，很多人还是希望生一男一女最好，当然也有人觉得抚养孩子成本高不愿意生，我们也做过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二胎政策放开，至少得有50%的人会选择生第二个孩子。”

    摘自《新民周刊》2012.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