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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丰富的经历赋予了媒体人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使得他们拥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和深刻思考问题的能力。同时，他们还具备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
2012年5月初，新华社副社长庹震调往广东省任省委常委，并在此后不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根据公布的简历显示，自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的30年间，庹震一直在新闻单位工作，可以称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媒体人。
媒体人转任官员，从幕后走到台前，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吸引着公众的眼球。那么，这些媒体人的从政之路是怎样的？他们的从政岗位又多集中于哪些领域？对于媒体人从政的现象，人们又将如何看待？
笔尖上的转身
就在庹震出任广东省委常委之前，媒体人从政这一话题一度引起舆论热议，有些人甚至形象地称之为“记而优则仕”。
2008年8月，中央电视台资深记者张政到新疆挂职，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主席助理；同年10月，王志挂职云南省丽江市副市长兼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副主任、省委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二位央视“名嘴”的高调从政，一时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媒体人能够从政，在于他们是体制内的干部，在目前的体制下，电视台、电台、通讯社、党报等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而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干部交流可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进行。
2006年国家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第十六条指出：“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推荐党政领导干部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职。”
这就为处于体制框架内的媒体人走上仕途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副处级以上的媒体人，更是能够直接调往党政机关。
暨南大学副校长、新闻学院教授林如鹏指出，记者的知识结构、沟通能力以及社会经验为从政打下了良好基础。不过，林如鹏也表示，“隔行如隔山，新闻和从政有很多不同，记者从政后还应尽快掌握公共管理规律”。
尽管如此，对于媒体人，特别是从事传统纸媒的新闻人来说，较强的文字功底则是他们从政的“基本功”，这从他们记者生涯的履历中便可见一斑。
譬如，黑龙江省副省长张建星，于1994年获得过中国记者的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庹震在《经济日报》工作期间，仅1982年至1996年，就有40多篇文章获得《经济日报》社好新闻奖，其中7次获得一等奖；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振武是第六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并有著作《飞瀑集》；青海省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期间曾兼《民族文学》主编，并有《一个彝人的梦想》等多部文学著作。
内行管内行
文字功底，是媒体人在仕途中的重要支撑，而在从政后，媒体人则较多在宣传部、新闻办等“宣口”担任职务。由于其广泛从事新闻及其相关活动，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和交流沟通能力，并且深谙新闻传播规律，因而在宣传系统任职，他们具有天然优势。
林如鹏曾说，记者出身的官员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宣传部门，这些官员了解新闻规律，能够做到“内行管内行”。
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位副部长蔡名照、王晨、蔡赴朝皆有媒体工作经历，蔡名照曾供职于新华社，王晨是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蔡赴朝则是在《北京日报》。
而在新一轮的省委党委换届中，共有26个省完成省级党委换届。在产生的338名省级党委常委中，有媒体及相关部门工作经历的共16人，约占5%。其中，在宣传部门工作过的有9人，占到这些有媒体工作经历者的56%。
贵州省委常委、副书记陈敏尔，2000年至2001年间曾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担任党委书记，此后曾调往浙江省委担任宣传部长；杨振武自1978年起便一直在人民日报社工作，2009年从报社副总编辑的任上调往上海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杜梓，1980年至1991年间在内蒙古《党的教育》杂志社工作，此后便直接调入了内蒙古党委宣传部。
从地市这一个层面来讲，有过媒体工作经历的也不乏其人。以省会城市为例，在省会城市的350位常委中，有媒体工作经历的为10人，其中，有6人在宣传部或是新闻办工作过。
例如银川市委宣传部长王玮，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宁夏日报》及此后的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工作；杭州市委宣传部长翁卫军，曾于1993年9月至1994年4月担任《今日浙江》编辑部副主编。
一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分析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人从政后的任职岗位将会更加多样化，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以从事宣传岗位的人居多，因为这更符合他们的职业经历。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限于宣传部门，在其他一些地方党政机关中，也不乏媒体人的身影。
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马旭明，于1986年8月至1999年12月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职；海口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杜立文，曾在海南省委组织部《海南党建》杂志社任职；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曾在《经济日报》担任过编辑、记者。
当然，在中央党政机关，有媒体从业经历者也大有人在。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1982年至1991年间，曾任人民日报社国际部记者、编辑，总编室一版副主编、主编，后调至中央办公厅，直至升为现任职位。
不可否认，由于职业特性，媒体人的社会接触范围比较广泛，特别是在目前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的时代，他们更能敏锐地洞察到其中的变化。因为丰富的经历赋予了媒体人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使得他们拥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和深刻思考问题的能力。同时，他们还具备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但是，“并不能刻意地将媒体人从政这一现象赋予特殊的意义。”一位观察家如是说。
从名记者到“明星官员”
随着媒体人从政这一现象越来越多地吸引人们的眼球，公众的热议也在媒体的渲染下逐渐发酵。值得注意的是，在从政的媒体人中，特别是对于一些知名的媒体工作者来说，他们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与关注度，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以王志为例，2008年，“名嘴”王志报名参加中组部、团中央招募赴西部“博士服务团”，下派到云南挂职。任丽江副市长的一年中，王志为丽江古城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的活力。王志任丽江市副市长一个月，丽江在一次乡村国际酒吧区招商活动中，破天荒地吸引了上千万元的投资意向。当时现场70多位酒吧投资人直言，大多数人就是冲着王志而来的。
在王志挂职的次年，丽江共有149个招商引资项目，省外合作项目80个，到位资金98亿多元，比2008年增长94%，超额完成云南省下达的56亿元的任务。该项成绩的取得，与王志的名人效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现任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曾任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新华社云南分社副总编辑等职，并推出孔繁森、陈金水等全国重大先进典型，荣获西藏自治区首届“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2008年，他转入政界，担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2009年2月云南“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伍皓开创性地组织“网民调查委员会”，由此声名鹊起；2009年年底，伍皓成为国内首位实名开微博的厅级高官，吸引了众多媒体及网民的关注，伍皓以宣传部官员的身份，通过“新闻新政”，尝试推动党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与透明。
2012年6月6日，第20届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第5届南亚国家商品展开幕，伍皓更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微博上将红河的投资项目逐一推介，吸引公众的关注。
其实，“名记”从政现象，之所以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由于其名人效应带来的“爱之深”，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责之切”。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事情总有利弊两面，一方面我们不能过分依赖于这些名人所带来的效益；另一方面也不要过多地去苛责他们的管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毕竟，媒体人“入仕”也需要一个角色的转型期，他们能不能胜任工作，还要靠时间说话，用实绩说话。
摘自《决策》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