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邓拓的爱与哀愁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福建福州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

    我对爸爸说：“老师教育我们，犯了错误能改正就是好孩子，现在人家批评你，你只要改正了就是好爸爸。”爸爸听完，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向我摆摆手，我便走了。到今天，每次想起，都感到这是一笔沉重的债，人生中最后一次跟爸爸讲话，竟然讲了这么一句话。

    1929年，17岁的父亲离开福州到上海上大学，第二年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学生身份在闸北区组织工人运动。因为“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他于1932年在纪念广州起义的游行活动中暴露被捕。父亲的三哥也就是我的三伯父邓叔群当时已经是著名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写信给中研院院长蔡元培，请他说情，终于保释我父亲出狱。

    1934年父亲到开封投奔我大伯，插班进河南大学读书，三年后由于开封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父亲又一次被捕。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迫使当局释放“政治犯”，他终于获得自由。 

    晋察冀边区有一张《抗敌报》，后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这是抗日敌后根据地最早的一张新闻报纸。到五台山后，父亲常给这张报纸写文章，第二年春就接替舒同做总编。

    就在父亲从开封去五台山的时候，我们的妈妈也从天津离家出走奔赴延安。妈妈是在天津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进步学生，“七七事变”以后，她和一大群同学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去延安，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不久，贺龙、彭真等首长轮流给学生作报告，介绍抗日根据地情况，动员学生到敌后和前线地区。我妈妈很高兴地报名去晋察冀这个最早建立的模范根据地。她后来跟我说，她当时才18岁，瞒着家里出走，怎么能不想家呢？去晋察冀，离天津不就更近了？再说离开家就是为了抗日，能到前线自然愿意。妈妈说，去晋察冀的路特别艰险，经过日占区，穿越封锁线，机枪声就在耳边，学生时代的浪漫想法全都没了。几天时间，翻山越岭，过桥过河，徒步走了整整1500公里。她和爸爸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到根据地后，妈妈在基层妇救会工作，主要是动员妇女做军鞋、做军装、筹军粮，支援前线。妇救会里有位女干部本是童养媳，但她工作特别积极，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就少了。农村家庭封建观念很重，她的公公和丈夫竟然把她活活打死了。妈妈知道了特别气愤，写了一篇通讯《血的控诉》，揭露这件事，投稿给《晋察冀日报》。

    父亲一看到这篇通讯，眼前一亮，说文笔不错，又饱含感情，作者“路群”是谁？父亲身边有位老同志，见他快30岁了，还没对象，一直想帮他介绍，我父亲这一问，他突然想到，丁一岚正合适啊！路群就是丁一岚的笔名。这位老同志的夫人刚好也在妇救会工作，与丁一岚关系很好。妈妈在边区女干部中是相貌出众的姑娘，后来边区里老人跟我讲，邓拓是才子，你妈妈是佳人。牵线人一想，他俩很般配，便对我父亲说：哪天介绍你跟这作者见个面吧？你和她聊一聊，帮助她进步，以后也好多给咱们写点稿子。父亲听明白了同事的用意，但没急着见面，而是给我妈妈写了封信。初次写信没提任何私事，只是夸奖她写了好文章，鼓励以后多给报社投稿。我妈妈这边，那位牵线人的夫人也做了工作，说邓拓是日报总编，很有才华，人品也好。妈妈收到信，看到信中潇洒的字迹和流畅的语言，感觉到这人确实有才，从此两人开始鸿雁传书。他们通了快一年的信，父亲在信中已流露出追求之意，但妈妈一直不和他见面，虽然两人相隔只有几十里路。妈妈说，尽管心里也喜欢他，但还是想再多考验考验他。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爸爸来妈妈的驻地。妈妈老远就看见他骑马飞驰而来。他骑着聂荣臻将军送给他的马，特别威武。两人到滹沱河散步聊天。聊到月亮出来，他把妈妈送回驻地，自己回报社后睡不着，写下一首《初晤》，其中有一句“矜持短语长悬忆，怅惜芜堤不远延。”意思是妈妈很矜持，不怎么说话，而他只叹惜滹沱河的河堤怎么这么短，话还没说完就走到尽头了。第二天他把这首诗寄给我妈妈，从此每隔两三天就寄一封信，每封信必配诗词。

    春天来了，父亲的驻地山野上开了满树梨花，他写好一封信，随手折下一大束梨花，交给警卫员，交代连信一起快马送给丁一岚。妈妈后来跟我们讲，收到花时她特别不好意思，她身边妇女干部都是农村的，人家心里肯定纳闷，这漫山遍野都是花，干吗还差人骑马从几十里外送来。打开信笺，见后面还附着一首诗：“镜前窗下白梨花，恍见亭亭笑不遮。春景阑珊人亦懒，心旌荡漾望终赊。山高路远声声怨，院静阳和日日斜。安得生成飞燕翼，轻身一掠入君家。”1942年的三八妇女节，爸爸和妈妈结婚了。

    从诗词里就能看出，在恋爱中父亲是个主动的人。这些诗词都是情之所至即兴写就，妈妈称他是“马背上的行吟诗人”。他的情诗不仅写一对男女的卿卿我我，也包含着那个时代的家国情怀。

    父亲访问苏联时带回一台录音机，每逢春节，我们家都要搞个家庭晚会，我们兄弟姐妹唱歌、拉琴，妈妈也唱歌，爸爸用福州乡音朗诵诗歌。但这样的音乐会也没录过几次，“文革”就来了。

    我最后一次见爸爸是他去世前的那个星期天，1966年5月15日。我们兄弟姐妹基本都是住校的，周六晚上回家，周日晚上再返校。周日离开家前，妈妈说：“阿壮，过去跟爸爸再见。”爸爸像以往一样，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拿着一张报纸在看，那上面写的都是批判他的文章。我进去叫了一声：“爸爸，我要去学校了。”爸爸把报纸放下抬起头，那就是我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他看上去非常疲惫、苍老，胡子也没刮干净。我对爸爸说：“老师教育我们，犯了错误能改正就是好孩子，现在人家批评你，你只要改正了就是好爸爸。”爸爸听完，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向我摆摆手，我便走了。到今天，每次想起，都感到这是一笔沉重的债，人生中最后一次跟爸爸讲话，竟然讲了这么一句话。

    直到一年多后，我才知道爸爸已经不在人世。很多年过去后，我们也思考过，爸爸如果不这么做，会不会和我们一家人一起挺过劫难，但结论是爸爸没有别的路。他身体很不好，战争年代腰椎受过伤，有心脏病，两次被捕入狱还落下胃病、肺病。假如他没有宁为玉碎，社会上的揪斗一开始，他也绝对挺不过去，要遭很多罪，最终被折腾死。谁愿意没有爸爸啊，但从为他考虑的角度，我想爸爸这样是一种解脱。

    妈妈事后和我说，父亲火化的那天，只有她和我三伯父、二姑在场。妈妈接到组织通知后，临时在院子里摘了几枝父亲最喜爱的紫藤花，放在他身上，对他说：“云特啊，你可以安安静静地走了，什么都听不见了。”云特是爸爸读大学时用的笔名，后来一直是妈妈对爸爸的昵称，妈妈要么叫他云特，要么叫他大云。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