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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派”:政府参事那些事

◎陈统奎 《 人民文摘 》(

    今年1月中旬,上海“两会”期间,当地一家媒体每天整版刊登一篇上海参事的“奏折”:有“上海需要的不是撤销街道办而是精简其职能”,有“上海如何才能培养出自己的乔布斯”,有“食品安全事件要迅速科学评估”,有“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须对症下药”……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政府的参事们公开亮出自己的“奏折”,让市民品评。 

    这群由市长亲自聘任的市政府参事,被上海市长韩正称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冷班子”。他们长期躲在幕后,为市政决策出谋献策,“参核其事,参与其事”,向领导直接谏言。他们的“奏折”可以第一时间直接送到市长的桌子上,有时市长当天就批示甚至约见。 

    有些参事戏称给政府提建议是“上奏折”,因此也有人给他们戴了一顶帽子——“奏折派”。

    关键在当政者 

    现任上海市长韩正每年都会开座谈会,和参事们面对面。座谈会有时开得很激烈,一群55岁以上的老人出语甚至让比他们年轻的市长下不了台。“我们去开座谈会,愿意直截了当提意见,没有任何客套话。”葛剑雄参事说。 

    关于新中国参事议政的故事,最著名的是“18参事上书”。上世纪50年代,国务院18位参事曾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提意见,认为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办事过于“官腔”,风气不正。该报告惊动中央高层,为“党内纠错提供了参考”。

    2011年4月,温家宝总理给国务院新参事颁发任命书时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直面领导、参政议政,参事这种“直通车”式的政策设计在当下中国显得非常特别。特别在哪儿呢?卢汉龙参事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玄机”,很多人给领导写报告、写信往往石沉大海,但参事通过座谈会的形式与领导面对面效果就不一样了,听了参事们的意见,领导都会当面回应,发表一些看法。 

    葛剑雄告诉记者,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多数被采纳”。比如,他发现上海户外广告中还有烟草公司的隐性广告,他就写了一个建议给市长,建议全部取消。很快两位副市长都批示下来,要求有关部门落实。还有不少经典案例,比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上海投资,就是张锐参事促成的。张锐已去世十来年,他是陈毅任命的参事。1993年,张锐的内侄女、美国通用公司副总裁杨雪兰到他家探亲,张锐通过参事室向市长报告,时任副市长沙麟代表市长设宴为杨女士接风洗尘。上海与这家全球500强企业的联姻,造就了一个汽车城,并使汽车产业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 

    所谓“直通车”的价值,不止“直”,更在“快”。一般而言,参事们送出的建议,在第二天就能得到反馈;有的甚至当天上午送达,下午就收到反馈消息。譬如,2007年9月,瞿世镜参事在对国内外股市数据的对比分析中,发现新一轮金融危机可能到来,当即向市政府预警。当晚,一名副市长赶到他家里询问细节,随后向中央政府报告。 

    上海的参事报告常常被送往北京,“都是总理或副总理亲自批示”。 

    新民主监督 

    上海目前有3名终身参事,21名聘任参事。如今的参事已经没有当初厅局长待遇了,葛剑雄自称每周四例会都是自己开车去,每月领取500元车马费。此外,参事室每年安排一次外地集体休养。正如金长荣参事所言:“做参事不是一个荣誉,不是一个称号,更多的是责任。”章念驰参事也说:“这是一种责任,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良心。” 

    “知者尽言,国家之利”,自从温家宝总理为参事增加了“民主监督”这一新职能后,上海市政府对参事“民主监督”这一职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11年新聘任的10名新参事全都是上海市或全国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加上原聘参事中的几位,超过一半的参事都拥有“民主监督”的经验。

    “政府需要听到批评的声音,参事的许多建议很大程度上也是倡议,是针对现政时弊所提出的创新性意见。”卢汉龙对记者说,参事就是中国政治管理体系中的“奏折派”。 

    摘自《南风窗》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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