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海峡两岸的信使

    一

    南怀瑾先生一生行踪奇特，常情莫测。1949年初抵台湾设帐收徒，讲授中国传统经典，并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教授，先后创立“东西文化精华协会”、“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化机构，门生遍海岛，在台湾思想文化界影响极大。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发生“十信案”，蒋经国借机将一批党政军要人整的整，贬的贬，调的调，抓的抓，连南怀瑾先生也被怀疑为“新政学系领袖”。1985年南先生不得已“避迹出乡邦”，离开了生活36年的台湾，到美国华盛顿隐居3年，直至蒋经国逝世后的1988年秋才途经日本返抵香港定居。

    不想在香港刚住下第六天，南先生当年在成都军校的老同事、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贾亦斌突然找上门来，几个月后贾亦斌又介绍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杨斯德主任与南先生接上关系。

    南怀瑾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式人物，为什么会被选中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呢？一是他与李登辉能够说得上话；二是他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南先生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威望。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南先生是唯一合适的国共合作信使人选。为着民族统一大业和两岸人民的福祉，南先生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参与其中，不久即应李登辉的邀请启程从香港重返台湾，与李登辉当面商讨对大陆政策。1990年12月3日，在南怀瑾先生的香港寓所，两岸密使重开国共两党会谈。

    然而，双方密使陆陆续续在南先生的香港寓所会谈了多次，但未获进展。于是南先生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即后任国安部长许永跃的父亲）二人为密使，参与会谈。由此，会谈分量和效果有了明显的增进，终于促成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被江泽民主席委任为会长。一年半后，即1992年6月16日的一次会谈，南怀瑾先生披挂上阵，为两岸密使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

    建议书内容如下：“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基本三原则三条：1．和平共济，祥化宿怨；2．同心合作，发展经济；3．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具建议人南怀瑾敬书。”此建议书由汪道涵直接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了，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不了了之。从此，南怀瑾先生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

    二

    在汪道涵的努力下，本着在南先生寓所会谈的精神，两岸密使又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曾庆红也介入会谈。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以辜振甫为董事长的海峡两岸基金会，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1993年4月27日，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虽然协议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它毕竟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995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八项主张，即“江八点”。汪道涵当即向江主席举荐南怀瑾先生。同时，汪道涵又代表江主席邀请南先生回大陆，与江主席直接见面，交谈台湾社情与推动两岸关系方略。由于南先生抱有传统的“士大夫”气，对国共两党始终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没有得到江主席正式的书面邀请，终不为所动。一直拖到两个多月后，南先生才以探望许鸣真为由（当时许在上海医院处于病危状态），动身来上海与汪道涵先生见面。他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汪道涵叙述台湾历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湾政情、党情、社情，以及国民党近况与李登辉的变化，强调攻心为上，文化统一领先。

    就在两岸关系度过危机、处于微妙阶段的时候，1998年10月中旬，辜振甫应邀率领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与汪道涵再度聚首，并同江主席进行坦率交谈，最后达成汪道涵应邀访问台湾等四项共识，使两岸关系春意初现。

    1998年10月下旬，我应台湾“中央通讯社”的邀请，将率领人民日报社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汪道涵先生得知此事，交待我到香港应去拜见南怀瑾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去南先生香港寓所拜访神交已久的他。当时他81岁高龄，精神矍铄，称我为“南书房行走”，一语双关，既说我是中央机关报主持言论的副总编，又戏称今天我是到“南怀瑾书房行走来了”。当我代汪先生向他致意，并问起他对“汪辜会晤”的看法时，南先生心直口快地说道：“现在两岸都说好，我看不会有结果。‘汪辜’闽南话是‘黑锅’，李登辉这个人你们都没有看透。他在执政初期，权力基础未稳，利用密使会谈，缓和两岸关系，取得大陆对台湾地位的认可，得以腾出手来将李焕、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敌消除掉，巩固自己权力。现在，李登辉不同了，他会容忍汪道涵去台湾讲统一吗？”我一回到上海，汪先生马上会见我，听我汇报台湾之行。他特别关注南怀瑾先生的反应，我当时隐讳“黑锅”之说，只说南先生不看好两岸关系的改善，认为汪道涵访台机会渺茫，李登辉已经发生变化了。真想不到，南先生对我说的话，竟成谶语。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致使汪先生台湾之行终成泡影。此后，汪辜两老，对隔海峡，咫尺天涯，无缘再见，抱憾终身。

    所幸汪道涵先生最终见证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历史性场面，2005年5月，他强撑病体在锦江小礼堂会见了来访的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见后，他经历了一次大手术，从此卧床不起，不久与世长辞。正在闭关修炼的南怀瑾先生，得知汪道涵先生仙逝，遂在关中超度老友，并撰挽联一副：

    海上鸿飞留爪印?域中寒尽望春宵

    此一联表达了对国共合作信使同僚的哀悼之情。

    摘自《新民晚报》20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