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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从陕西到黑龙江，从黑龙江到贵州，12年的时间，他的生活轨迹在不断升高的职位变化中完成了一次回归。2010年8月21日，黑龙江省省长栗战书调任贵州省委书记，从东北到西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的土地。
“中央派我到贵州来，我就是贵州人了。到贵州来工作，第一，当好学生；第二，当好公仆；第三，当好‘班长’。” 走马上任的栗战书这样说。
与西部有关的红色背景
“儿男纵马家万里，志士吟诗泪千行。一夜秋风松江月，两三灯火是故乡。”2004年9月28日，从陕西调往黑龙江的第一个中秋，栗战书写下了这首题为《江畔思乡》的诗。在注释中，他写道：“是夜，秋风习习，独自在松花江畔走步，见明月倒映水中，两岸灯火也在水中闪烁，不觉念及故乡杜家庄南沟。回到住所，洒泪而作。”
杜家庄南沟位于河北省平山县西部深山，正是栗战书出生的地方。
“战书”这个名字里，隐藏着的不仅是一段家史，也是一种怀念。
杜家庄南沟沟岭纵横，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小山村，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却是“共产党的一个窝子”。
栗战书的祖父弟兄四人，其中四祖父栗再温在北京上大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回到家乡，成为当地百姓公认的“大共产党”。解放后，栗再温曾官至山东省副省长。不过，对栗战书的人生产生直接影响的却并非四祖父栗再温，而是叔叔栗政通。
栗政通生于1923年，1937年入伍，追随王震将军参加了抗日战争，亲历了百团大战以及后来的保卫延安的战斗。1949年，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营长在陕西眉县壮烈牺牲，年仅26岁。
栗政通牺牲后，栗战书的父亲日夜兼程，用了30多天时间，才将叔叔的棂棺从陕西运回河北老家。栗战书曾经回忆说，从参加革命到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十几年里，叔叔给家里寄过多封“战地家书”，在最后一封附有照片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这是我寸心的表白，当我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让这张被战争锻炼成的肖像，随着你们漂泊吧!”
叔叔牺牲的第二年，栗战书出生了，父亲以“战地家书”之意为儿子取名“战书”，表达对兄弟的怀念之情。
2001年，栗战书在叔叔牺牲52年之际，写下了一篇长文《寸心的表白——缅怀叔叔栗政通烈士》，其中写道：“当他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伟大的英雄，是我崇敬的偶像。”此时的栗战书已到陕西工作三年，任省委组织部部长。
给胡耀邦写信声名大振
1972年，22岁的栗战书从石家庄地区财贸学校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成为石家庄地区商业局办公室的一名干事，四年后调入地委办公室资料科。
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一种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引起栗战书的思考。他想到了好久没人唱的那首歌——《社会主义好》，于是写了封信，寄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在信中建议高唱《社会主义好》，并将原歌词中“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改成“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没想到，这封信后来被批转到中宣部，并发表在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署名是“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地委办公室栗战书”。
栗战书从此声名大振，并一路升迁，33岁任县委书记，36岁任团省委书记，43岁任省委常委、秘书长。
“从政以前，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2008年12月19日，哈尔滨大雪纷飞，时任黑龙江省省长栗战书接受中央和香港部分媒体采访时，坦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个秘密。“参加工作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当记者的愿望，但至今仍是一名业余的新闻爱好者。”栗战书说。
从小受革命家庭耳濡目染的栗战书，性格豪爽而不乏细腻，他说，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喜欢看中央五台的拳击节目，也特别喜欢看中央十一频道的戏曲节目，特别是京剧。“但是我不会打拳，一句京剧也不会唱。在生活、工作当中，我这个人的性格好像也是双面的，有时候很豪放，有时候又很儿女情长。”
让西安人挂念的书记
1998年，栗战书调入陕西，任陕西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两年后，调任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0年底，白水县农民王志孝曾被镇派出所误列为村里“闹事者”险些被抓，吓得躲到村外一个破土窑洞里受饥受寒藏了6天，结果身体落下了病。刚刚任组织部部长的栗战书亲自登门，代表党委、政府给王志孝道了歉。
2002年1月，栗战书升任西安市委书记。在不久之后举行的“中国加入WTO与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上，他提出创建“中国西安，西部最佳”的目标，将西安的未来发展定格在最适宜创业发展和生活居住的城市。
那段时间，一些生活在外地的陕西人返乡时惊喜地发现，西安的变化越来越多：二环贯通、火车站城墙连接、西大街改造、大雁塔北广场扩建……2003年，曲江新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西安城市建设真正步入快车道。
据说，栗战书调往黑龙江后，西安一交警曾对一位路过西安的黑龙江司机说：“请给你们栗战书副省长捎个信儿，我们西安人民想念他!”
“老西部”的新使命
2008年“两会”期间，有记者问栗战书：“退休后您最想做什么？”栗战书的回答颇为从容：“我离退休还有几年的时间，但是我现在也考虑退休后干什么，我想退休以后我能够在黑龙江继续为黑龙江人民做慈善方面的事业。”谁知两年以后，栗战书再次被派往西部，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
当年，第一次踏上西部土地时，栗战书只有48岁，如今重返西部，不知他心中酝酿的是一种怎样的诗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带着一种使命感来的。
过去几十年，贵州在全国省域经济版图上一直是个“灰色的儿童”。尽管它真实存在，但鲜有人关心它的未来与前景。也许正是心里存有类似的委屈，在2010年“两会”期间与国内外上百位记者面对面时，栗战书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实现贵州历史性跨越，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我们不想总是垫底，我们也要奋力爬高。”
因此，贵州面临着既要追赶，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双重任务、双重压力。赶超加速度，还是弯道来超车？
“现在，贵州要不拘一格谋脱贫，无论是工业强省进而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抑或农业现代化，还是通过自身融合、主动接受外省辐射，唯一的目的，就是脱贫致富。”栗战书说，“哪种方式有利于脱贫，我们就走哪条道路，在脱贫问题上，贵州要拆掉所有的区域藩篱，一切以发展为本。”
摘自《新西部》201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