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间谍的悲剧人生

    一群贫病交加的香港老人，曾经缄默了很久，在人生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却站了出来自曝身份：我们曾经是台湾间谍。

    在台湾的情报人员名单中，这些老人的名字恐怕根本不会被提起。他们是历史当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这特殊的一笔却改写了他们的整个人生。 

    宣誓 

    姜建国出生于上海，父亲是旧上海的资本家，1949年抛下子女逃到了台湾。姜建国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名普通医生。1981年，他成为父亲的唯一遗产继承人，于是，姜建国马上携妻女来到香港，弃医从商，在“小甜甜”龚如心的公司里做到中层职位，拥有百万家产。 

    1985年5月，他从大陆购买一批蚕丝运往台湾，由于台湾的贸易壁垒政策，姜建国在蚕丝外包装的袋子上，都用“印度尼西亚制造”的假标签装饰起来，为了省钱，里头小袋包装上印的“中国制造”他却没清除干净。这批货没能混过去，台湾当局将他的货品全部扣押没收。 

    想到马上就要到手的四五十万美元可能就这么泡汤，姜建国火速赶往台湾找当地朋友活动。朋友向他引荐了一位沈先生，沈先生答应归还他的货品，但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他参加国民党。 

    “参加什么党都可以，吊儿郎当党都可以，只要能把东西拿回来。”姜建国一心只想着把货拿回来，但眼前的这位沈先生，并不是普通人物，而是台湾军情局的一名军官，他的目标是要让姜建国为台湾军情局服务，否则蚕丝全部没收。 

    此时，姜建国有两个选择，要么做一个眼前亏本的商人，回去继续经商，要么这次不亏钱，但要从此做他们的人。姜建国的天平迅速倾向了眼前利益这一边，他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在沈先生家里，姜建国宣了誓。“如果我对党国不诚不意，愿从纪律惩处，包括家人。”这段誓词，姜建国在很多年之后反复回味过，但他当时并不知道他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从宣誓的那一刻起，姜建国便开始被推着往前走。他开始接受军情局为期7天的特务培训，学会配制药水写密信，学会反跟踪，学会通过电台接收任务。“当时我的代号是5331，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晚上8～10点钟，（电台）就叫三遍：5331同志请注意，中央现在给你讲话，请记住，1034……” 

    只进行了7天的突击训练，姜建国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中校处长，领取960美元的秘密月薪，并如愿拿回了蚕丝。 

    执行任务 

    姜建国回港后不久，就从“上锋”（上司）那里领到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并不简单，是让他携带大量的反共传单潜入大陆派发。 

    “宣誓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有叛台或者背弃的话，不单是你要受处分，还有你的家属。我出事了没关系，老婆孩子怎么办？”接到指令后，姜建国如坐针毡，他不敢将一切告诉家人，偷偷上路了。一切比想象的顺利，姜建国先到深圳，之后乘火车到广州，没人盘查。他开始拉着行李箱，走走就坐下歇歇，坐的时候就拿张宣传单垫着，看到四周无人马上站起来走，宣传单就不拿了。“这带有危险性的嘛，万一被人家看到，我就完蛋了。”这晚上在广州火车站到白云机场的路上，没有人留意这个走走停停的貌似旅客内心忐忑的男人，从晚上9点走到凌晨1点，传单散发完毕，他立刻赶回火车站，搭清晨6点第一班车赶回香港。 

    第一次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此后，1987年，姜建国作为港商返回上海洽谈港口开发，他的这个身份再次被台湾军情局利用，在姜建国拿到港口图纸后，台湾方面给了他丰厚的奖赏——4000美元。同年，姜建国又来到大连，这次，他的一切行踪早已进入了大陆安全部门的监控。 

    被捕 

    在坐船去大连的路上，发生了一件让姜建国觉得“很奇怪的事”，同去有三个人，但有一个人在另一个房间，他们房间已经有一个男乘客，正在床铺上看书，姜建国跟他商量想跟他换，被拒绝了，原因是“那里黑不溜秋的，看书都看不到”。后来姜建国想，这个人为什么不肯，“可能是跟踪监视我们。” 

    在大连期间，姜建国到军港游览，刚一出港即被大陆安全部门捕获，他短暂的仅一年多的间谍生涯就此戛然而止。“一个男的出来说，你被逮捕了。我说，我什么事啊？什么事还要问我们？签字，铐了。我心里就寒了，冷了。” 

    姜建国没有立即坦白他的间谍行动，他在猜测，到底是谁出卖了他。可能是香港公司的女秘书？或者军情局里就有“无间道”？一切已经想不明白，但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因为香港居民的身份，或许他可以被解送出境。 

    经过近两年的羁押，1988年，他终于等来了法官对他命运的判决：有期徒刑15年。 

    “我一下愣掉了，我就跳起来，说后边呢，没有解送出境吗？”答案是没有。 

    姜建国糊里糊涂一年多的冒险生涯，换来的却是人生15年宝贵的时光在狱中度过，在人生顶锋的时候突然锒铛入狱，姜建国有些哭笑不得。不过那时候的他，没有想到，在狱中苦挨了十几年之后，年过六十的他终于有一天走出监狱，又发现，失去的不仅仅是这十几年。 

    暮年 

    走出他度过了13年零4个月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姜建国急匆匆地赶回香港。 

    在他是个风光的间谍的时候，他铁了心和妻子办了离婚，当年17岁的女儿说：“爸爸，你良心黑掉了，你可以娶年轻漂亮的，妈呢？”姜建国那时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比他小22岁的上海女子刘玲，他先是喜欢上这个友人推荐给他做秘书的女孩，继而发现刘玲父母是上海的“高干”，他可以借机接近更多情报源，于是更加坚定地抛弃发妻和女儿。 

    这次回来，他抱着一线希望，或许可以再见见她们？ 

    回到香港，姜建国蒙了，他发现，别说家人，连自己的房子，甚至房子附近的街道都不见了。据说他入狱不久，前妻将房产卖掉，带着女儿远走他乡，房子卖了1400多万港元。他站在那里，看着陌生的高楼大厦，整条路都不认识了。“心里好寒啊，什么都没方向了。身上没有钱，这日子怎么过啊。肯定要到台湾去拼命啊。” 

    他的想法是，找台湾当局，至少坐牢期间的工资要补给他，拿这笔钱买个小房子，可以住下来。2003年，他找到台湾军情局，台湾方面承认了他的身份，但给了3000美元就将他打发了，没有别的补偿。 

    在香港，姜建国只能靠政府支援和自己捡废纸皮卖来维持生计。每隔一段时间，他会在报纸上刊发寻女启事，可是没有音讯。当年他在监狱的时候，女儿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姜建国在上海的哥哥：“伯伯，我们要出国了，照顾好我爸爸。”6年下来，姜建国也渐渐意识到一件事情，“女儿现在不可能不知道我在找她，可能她有自己的生活，不愿意见我吧。” 

    姜建国又找到了刘玲，当年他入狱时，刘玲怀了他的骨肉，儿子现在已经20岁了，在上海做救生员的工作，爱穿名牌，不过对老爸是“007”的说法不以为然：“007才不会被抓到嘞。” 

    现在姜建国的心愿是，拿到补偿，开一个报摊，把刘玲母子俩申请到香港，从此一家团圆。而女儿，则恐怕这辈子都无法见到了。

    摘自《南都周刊》200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