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监狱的周作人

    周作人是1945年12月因汉奸罪被逮捕入狱的。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暂由李宗仁任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担保释放。周作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获得了自由。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第二天，即由尤炳圻父子陪同，乘火车去上海。那时北平已被解放，南京、上海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兵荒马乱，京沪之间不能通车，他一时无法回家。尤炳圻曾留学日本，在抗战期间，他与周作人一样，未能保持气节。侥幸的是，战后的尤炳圻并未被当作为汉奸对待。周作人被关进老虎桥监狱后，尤炳圻曾经给他很多的接济和帮助。这次尤氏父子找到周作人，是想把他接到上海自己的家中。

    据周作人后来回忆，他们进了车站，看见有一列火车停在那里，就拥了过去。车上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周作人是被尤氏父子从窗户拉进去的。上车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座位，安顿周作人坐下，尤氏父子只能站着。已经65岁的周作人这一回真切地体验到了“逃难”的痛苦滋味。

    第二天赶到尤炳圻家，天已经快黑了。那天正是阴历戊子年的除夕，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陆续响起。从这一天起，周作人成为尤家的食客，白吃白住，直到同年8月15日回到北平。

    在上海待的这半年时间，周作人当时真实的心绪怎样？他自己没有明说。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诗作中窥知一二。1949年3月19日，周作人为友人作题花鸟画诗四首，分别是《月季花白头翁》、《牡丹鸡》、《野菊鸡》、《木兰芙蓉鸟》。

    诗虽是咏物，但是言为心声。那种迷惘、惆怅、思归和无奈的心境一目了然。

    从1949年4月起，周作人重新开始写日记，恢复了正常生活状态。为了能多挣点钱糊口，周作人陆续从事一些写作和翻译工作。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周作人在信中，一开始谈的是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支持，实际上是在表明他拥护党、拥护共产主义的态度。接下来，周作人则谈到了问题的重点，即自己那个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过去”。他介绍了自己那段就任伪职的不光彩的经历，并辩解是迫不得已才担任伪职的。而且，他对于日本方面，也并非真心实意的附逆，而是敷衍塞责，等等。

    周作人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泽东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泽东的这番话决定了。

    1949年8月12日，周作人终于结束了他寄居上海的生活，归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8月14日，周作人一行抵达北平。因为不了解八道湾的情况，不敢贸然回家，所以他暂时住在太仆寺街尤宅。

    两个月后的10月18日，周作人在儿子周丰一陪同下，回到他阔别三年多的八道湾家中。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被捕、坐牢、逃难之后的周作人，终于又可以安坐在自己的家中了。

    回到熟悉的环境，周作人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方式。开始重新翻译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此书在老虎桥监狱时早已译出，后交正中书局印行。没想到书还没有印，译稿却毁于一场大火中，10月27日，《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再次翻译完成，改名为《希腊的神与英雄》。

    从1949年起，周作人作为“专政对象”的身份从来没有改变过。1949年11月17日，即周作人回到八道湾的一个月后，北京市最高法院便传他问话。11月28日，北京市最高法院又来人调查房产。1951年2月，他又上书毛主席，希望能重新处理自己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职一事，结果还是未能如愿。他仍旧不准用周作人这个名字发文出书。1953年12月法院决定，自即日起褫夺他的政治权利。1958年4月25日，周作人向法院寄去申请书，要求恢复选举权，最终被驳回。派出所还不断要他写自传、写材料、写改造计划，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从1955年1月起，为了养家糊口，周作人不得不勤奋译书。在其后的10年时间里，他共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稿11部。1965年在翻译完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以后，他感觉自己的心愿已了，精力也已消耗殆尽。于是4月26日，他重立遗嘱：

    余今年已整80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1966年，“文革”开始了。在扫荡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周作人立即被“横扫”而揪出。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小将冲进了八道湾，砸烂了家中供奉的周作人母亲的牌位。8月23日，周作人写下了他此生最后一篇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

    8月24日，82岁的周作人被红卫兵拉到院中大榆树下用皮鞭、棍子抽打，进行批斗，家也被查封。后经儿媳张菼芳向红卫兵求情，总算在厨房里给周作人搭了个床铺，让浑身是伤的他躺卧在那里。“寿则多辱”，周作人两次向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早点结束对他来说是痛苦不堪的生命。当然无人会理睬他的“卑微”的要求。他拖着老病之躯，居然熬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天中午，老保姆为他端来熬好的玉米粥，他照例吃得干干净净。下午两点多钟，邻居隔窗发现他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极不自然。家人被叫回来后，发现周作人已经浑身冰凉，没有了气息。

    摘自《知识分子在1949》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