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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工厂“潜伏”记

张欣 《 人民文摘 》(

    一个午后,汽车在广深高速公路上疾驰。赵新华看向窗外,一个个工厂的招牌不断向后抛去。他知道,自己离“世界工厂”深圳越来越近。

    去工厂的最直接原因是他刚读完一本名为《韩国工人》的书。70年代的韩国,曾有大批学生深入到产业领域,体验工人的生活,从事最底层的劳动实践,并试图帮助工人解决一些问题。这批学生被称为“潜伏工人”。

    成长自四川农村的赵新华“幸运”地考入大学,而儿时的不少玩伴却都在南方生产线上打工。逢年过节偶有聚会,他会以“工厂怎么样?待遇好吗?”之类的问题关心朋友近况,却发现交流总有隔膜。

    他决定去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看看,并且用手机镜头和笔留下一些记录。于是,他来到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沙井镇。

    街头“锁”斗

    赵新华花了3天找工作。第一天他走了七八个工业区,不断会遇到一些同样找工作的年轻人。有的也是初次来深圳,有的辞工了急着找下家,也有的不满意现在的工作,趁着中午出来找后路。

    第三天中午,在一家充电器生产企业,老板发现赵新华的身份证有些问题。到深圳的第一天,他花了40块钱拿到了假身份证和健康证。不料,没能糊弄住阅人无数的老板。

    他没争辩,自行离开。之后就看到3个年轻工人因为电动车刮蹭,先是恶语相向,很快就扭打在一起。一个青年抄起电动车的链子锁就朝另一人的头上猛抽,伤者顿时血流如注,打斗戛然而止。

    赵新华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等反应过来想打110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想起来要打120的时候,被打者也走了,地上只留下一摊血”。 

    下午在一个玩具厂,保安问他:“押下三个月工资,不包吃住,干不干?”赵新华问:“这么差的条件,有人愿意来吗?”保安答:“下午还招了两个男工呢,实在没钱吃饭了,啥活也得干。”

    天黑了,赵新华游荡到黄埔村的一个工业区,到门卫室问保安招不招人,保安打了个电话之后说:“明天来上班吧。”

    赵新华询问了一下这个厂的情况:工厂有300人左右,每天上班12小时,两班倒,每月休息2到4天,押15天工资,加班费6元/小时,不管吃,住宿要交住宿费。

    玩游戏、看《天线宝宝》

    上班第一天,赵新华被指派跟着一位工友学习,“他站着上班都能打瞌睡,胡子长了也不理,填张单子都会搞得很脏”。

    两人慢慢熟悉了,赵新华就问,“为什么那么困?”对方回答,晚上通宵打游戏去了。这里的男工大多爱网游,他们在业余时间常常流连于魔幻世界里。

    后来,这位游戏爱好者做坏了5万米的电线,按赵新华的估计这5万米大概值1万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多的工资。不过按照深圳市工资条例规定,给工厂造成损失的最多赔付工资的20%。

    二楼的工种必须在强烈的机器噪音下工作,工人们没有耳塞,赵新华曾在二楼帮过两天忙,呆上半个小时就被闹得心慌头疼。

    工人们每天工作12小时,白班夜班两班倒。白班是早上7:30到晚上7:30,中午、晚饭各半个小时。工厂里没有食堂,工业区门口的小餐馆里每天中午都会有大量工人吃“战斗饭”,服务员推着餐车到处走,每顿饭要花4~5元。饭后工人们会掐着时间坐在厂门口抽支烟,半小时一到就必须立刻回去。

    宿舍每间住8人,跟学生宿舍差不多,却没那么拥挤——每个人的行李用一只手提箱就能装下。

    晚上7点,收工的工友回到宿舍。有人洗去满身硅胶烟雾留下的怪味,打扮得光鲜亮丽出去约会。还有的会三五成群去打台球或者联机打游戏去。

    有时候,赵新华会跟上夜班的一位瘦高的保安碰上面,看上去三四十岁的那位保安是个老六合彩民。曾经有段时间,有传言说六合彩中奖号码会在动画片《天线宝宝》里透露出来,他就天天疯狂追看。

    想技术性地搞废机器

    上工第五天,保安拿了一堆合同让赵新华签。

    服务承诺书的内容大概是“我自愿、我接受、我同意,我不追究公司,我不会起诉等等”。而“加班申请”中有“因本人家庭困难,自即日起至离职日止,愿意申请法定正常工作外的所有加班,此申请纯属个人意愿”,并承诺“决不因加班时间与报酬等问题向上级提出任何投诉民诉请求,望上级领导批准。”工厂还要求他签了“因本人家庭困难”而申请不购买社会保险的申请。

    签完字,摁上红手印,赵新华要求保留一份劳动合同,保安说公司还没有盖章,“你拿着也没用”。

    没过两天,工科出身的赵新华就开始琢磨“怎么技术性地把这些机器搞废掉”。他每天一站就是12个小时,除了中午在厂门口抽烟时能坐一下。“听说在三层的车间里,工人每天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都有限制。”

    搞废机器的“灵感”来自赵新华的一个伙伴。那个大学生在其下厂报告里写了一个细节:工人用小刷子搅一搅自动化传感器,生产线就会瘫痪,检修人员恢复设备的过程就是工人们喘口气的时间。

    但这个工厂的机器却不具备如此“优良的性能”。不仅如此,赵新华甚至还有些期待设备能一直运转正常:因为如果机器断线,就意味着要把卧式炉打开重新走线,350摄氏度的热浪会在炉盖打开的一刹那袭来,“觉得胡子好像一下子糊了一样”。如果火苗溅落,就要迅速灭火。他在车间里第一次使用了灭火器,却喷了自己一头干粉。

    闲下来时,赵新华还是会琢磨生产线上有哪些环节可以进行自动化革新。这时候,“身上穿着工装,大脑却是作为工科高级技术人才进行着高速运转”。

    关于《劳动法》的实践

    在工作半月后决定辞工时,赵新华却觉得泄气。辞工自然遭到了组长和经理的刁难,但让他心生凄凉的,是工人们的反应。

    赵新华要辞工的消息在车间传开,工友们都劝他“不要想了”。

    总结工友的观点,有“知足论”——“干活就要踏实,这个厂的条件还算不错。”有“江湖水深论”——有个工友要辞工,厂里不允许,还不让他往外拿行李,他只能进来一次穿两件衣服。还有讨要工资被打断腿的。

    赵新华搬出《劳动法》,遭到工人的抢白。最终,他“一个人的战斗”以“部分胜利”告终。他一共拿到工资836元,扣除在深圳花费220元,办理假证40元,交通上网等费用50元,往返车票500元,“收支基本相抵”。

    在深圳的最后几天,赵新华在大街上给工人发放法律宣传页,意外邂逅了之前的工友。后者平静地接过赵新华递过来的法律宣传页,嘟囔了一句“以前就拿到过嘛”。

    很快,在来来往往全是工人的大街上,赵新华已分辨不出哪个背影是他了。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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