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的红与黑

    在“龙王”从政的20年时间里，如同《红与黑》中的于连·索莱尔，他孤独又高傲、虚伪又正直、自尊又自卑，时而妥协，委曲求全；时而反抗，野心勃勃……甚至谢亚龙最终的命运结局也与于连一样，等待着他的是一场审判……

    贪官原本是清官？

    直到现在，还有人无法想象，曾经口碑不错、仕途光明、堪称中国体坛官员缩影的谢亚龙怎么就成为阶下囚了呢？

    此时此刻，身在大牢的这名“黄马夹”也许正感慨万千，甚至还会从心底里发出像于连·索莱尔那样的叹息：“在监狱里最不幸的不幸，就是不能关上自己心中的牢门……”或许还有追悔莫及的悲怆。

    一切都要从他空降中国足协时说起。2005年2月，卧薪尝胆两年后的谢亚龙来到中国足协，顿时他成为国家体育总局知名度最高、新闻曝光率最高的体育官员。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从那一刻起注定他的从政生涯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随着总局一纸任命公布于众，几乎一夜之间，谢亚龙成了最热门的体育新闻人物。因此，挖掘“龙王”背后的故事也成为诸多新闻媒体的“攻坚目标”，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谢亚龙原本是一个体育官员的楷模：低调、随和、务实，关心百姓疾苦，有政治远见，而且深得民心……

    当年在陕西安康就职期间，“龙王”曾给体育总局写过一份《述职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让人记忆犹新：“北京的干部跟这里的干部比起来真是天上地下。”谢亚龙在安康期间依然是总局给他发的工资，一个月打到工资卡上的钱有5000元左右。然而，让“龙王”没有想到的是，一次无意间看到安康市委书记王忠民的工资条，不禁吃了一惊：“他的工资一个月才1800元钱！”

    更大的触动是安康的一次洪灾，其间谢亚龙写了一篇纪实报告——《安康，30万灾民如何越冬？》，作为新华社内参发了。结尾这样写道：“此次灾害使安康损失惨重，对于灾民来说，失去亲人、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失去生产生活资料，已是痛苦不已，如果不能安置30万灾民越冬的生活，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只有帮助他们解决这一严峻的问题，灾民们才能挺起脊梁，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写完这份内参之后，他让在北京上学的儿子进行文具义卖，同时发动了班上的同学一起义卖，最后捐出820元钱。此事报道后曾感动过不少人。

    在安康的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经常被谢亚龙挂在嘴边，总之，这是一段特殊而宝贵的经历，他让谢亚龙脱离了原本那个独特的官场系统重新回到了基层中去。安康贫困、落后、闭塞，但是民风纯朴热情，这让当时在北京郁郁不得志的“龙王”找到了一片新天地。

    2004年春天，他把他的老领导伍绍祖拉到了汤坪镇，看看自己当时工作的地方。伍绍祖在汤坪只呆了短短半天，给汤坪镇题了幅字：“宁陕南大门”。走的时候，他对谢亚龙说了一句话：“好好干吧，你会有新发现的。”

    的确，一年后“龙王”又重新得到了总局的重用，担任了国家体育总局最富有的项目——足管中心的一把手。

    在“龙王”走马上任的前一天，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谢天竞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记者向这位13岁的小男孩发问：“爸爸马上就要成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了，此时此刻你最想跟爸爸说什么？”向来都是品学兼优、阳光健谈的小天竞歪着脑袋想了想，突然冒出一句——“爸爸，你可别当贪官啊！”

    常言道：童言无忌。对于“清廉从政”、“一心进取”的“龙王”来说，他似乎并没有往心里去，只是微微一笑，当成了是孩子对他的善意提醒。其实，在爱子谢天竞的眼中，父亲一直都是让他崇拜的英雄。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男女足球队的糟糕战绩让足协掌门人谢亚龙成了媒体和网民攻击的目标。为此，谢亚龙的儿子谢天竞甚至还跑到贴吧专门发帖为自己的父亲喊冤：“我爸爸是个好人！我爸爸工资很低而且还承受很大压力。我爸爸也想过辞职，但是上级领导不允许他这么做。请你们不要把所有的失败都怪罪在一个人身上。”后来还有人证实，这个帖子确实是谢亚龙之子所发。

    然而，“龙王”最后还是成了贪官。于连·索莱尔曾经这样告诫自己：“人间地狱就在这里了，只要我走进去，我就不能脱离它了！”谢亚龙为何不能牢记在心呢？

    谢亚龙何以在足协呆了几年就犯事了？与其说是那些地方没油水可捞，还不如说中国足球反腐防腐的制度建设形同虚设，以至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不贪白不贪。酱缸文化下，谁能独善其身？记者当年曾经刊登过一篇《谢亚龙，不倒翁》的报道，揭示过这种酱缸文化，不过现在不倒翁却还是倒了。

    以前比较了解谢亚龙的一位老朋友向记者透露：“表面看，谢亚龙还算一个随和的人，但实际和他接触时，却发现他是一个骨子里个性很强的人。一个挺自负的人，对自己很有信心，听不得不同意见。”归根到底，错就错在“龙王”的自负，导致他成为体制的牺牲品。

    不露声色的“狠角色”

    追寻谢亚龙的生活、从政轨迹，记者发现，他的确与于连·索莱尔如出一辙。

    于连出身低微，父亲是农民木匠，他的出身被人歧视，因此发誓要出人头地。他怀着要改变命运、不断往上爬的强烈愿望，在不懈的向往和奋斗中养成了孤傲、内向、自尊、圆滑的复杂性格，也正是由这种性格和社会的影响让他走上人生的不归路……

    作为伍绍祖秘书，那时刚满40岁的谢亚龙曾经风光无限，那个时候他已经先后担任了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副司级）、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正司级）。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伍绍祖被免职时，很多人认为谢亚龙将在体育系统内销声匿迹，被打入“冷宫”了，然而怀着不断进取的梦想，“龙王”在中国体坛的官场又一次崛起……

    在“龙王”没有出事前，他和妻子李益群、儿子谢天竞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幸福无边。据说，李益群在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属于那种平时不多言多语、不好事的处级干部，人缘不错，那时熟悉这对夫妇的人一提到他们，就会讲一讲他们夫妻8年前合写的那本《体育博弈论》如何时至今日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以及谢亚龙如何有那么一点点“怕”老婆。可是随着谢亚龙“出事”，一切都变了，大家谈论的焦点变得高度统一起来——谢亚龙犯了多大的事？李益群会不会有事？

    尽管大家都在关注着李益群，但实际情况是自谢亚龙被带走的那天起，李益群和她那辆平常总在体科所进进出出的老款蓝色POLO轿车，就再没在研究所的院子里出现过。

    2005年的2月18日，谢亚龙就是开着这辆POLO去足协履任的，这辆不起眼的车，想当年还给足协同事们留下了关于他平庸、胆小、没大作为等印象，不过也给一些人的印象无形中加分不少。谁知道几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后来“龙王”来到了中体产业，坐上了黑色的公车“奥迪A6”，拿着155万元的年薪。现在谢亚龙的人生，被彻底颠覆了，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个不露声色的“狠角色”。

    摘自《新民周刊》2010年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