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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到1959年，从8岁到17岁，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最疼我”的也许的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冬天不至于冻着就行。母亲也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她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饭，便可健康长寿。
令邻居大为惊讶的是，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父亲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都是我订的。有邻居大妈问我母亲：“你怎么舍得给儿子花那么多钱？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没有！”母亲回答得很坦然：“这个爱好，尽着他吧！”
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还有我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包括那些在中苏友协礼堂对外卖票放映的苏联原版片。我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个剧目都看了……
1959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可以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母亲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并告诉我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几个月后，我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周末也不回家。
1960年春天，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去了，还做主把那几间屋退了。我当然不能随他们而去，但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屋子？
父母离开北京去张家口那天，我没送行。到了周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对母亲有过怨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毕业后，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我用的棉被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于是，我给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接到了母亲的信：“被套也还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她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为一床被套“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
曾有几回，我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却又吞了回去。现在我才领悟，母亲那是在告诉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自那以后，我确实再没有向母亲伸过手。
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因军事学院解散，被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此后，母亲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往我这儿寄15块钱。那一张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1988年深秋，母亲也进了医院。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将他们放飞，而在她丧偶后，也不要成为子女们的累赘。这是母亲的自尊。
摘自《法治人生》2010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