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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一个敢说的真人

王国平 《 人民文摘 》(

    熟悉梁漱溟的人应该都知道,1931年到1937年他在山东省邹平县创建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我就是邹平县人,当时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以前陆续听说过梁先生的一些情况,但真正开始接触他是从1986年开始的。 

    初次晤面,印章给盖倒了 

    1986年11月,我跟部门领导商量,梁先生年事已高,趁他健在,有必要进京为他拍照、录影,抢救影像资料。部门领导成学炎和梁先生的家人相熟,预先通了电话,梁先生也同意了。 

    梁先生的家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14层的公寓里,他住9层。他的二儿子梁培恕引我们进了门,梁先生正在书房埋头看书。他个子不高,头戴一顶蓝呢瓜皮小帽,身穿一件蓝灰涤卡对襟上衣,眼睛很深沉,有力量。 

    梁先生祖籍广西,但普通话说得很好,90多岁,耳聪目明。从1953年开始,他就很少出门,一心在家里看看书,写写文章。问他长寿秘诀,他的回答很简单,“少吃多动”。 

    我们随意地聊着,我一向喜欢摄影,身边带着相机,边拍摄边冲洗的那种,我一口气给梁先生拍了几十张照片。然后把照片放在一个影集里,给梁先生过目,他很满意。我就请他在影集的扉页上签名,他说上边已经有“影集”(印刷体)两个字了,不好写。这时他身边的大儿子梁培宽先生说话了,劝他还是写几个字。梁先生就规整地写上了“梁漱溟影集”五个字,并写上了年月。梁培宽先生拿来父亲的印章,我沾上印泥往扉页上盖。由于疏忽,加上印章上的篆字有些模糊,结果“梁漱溟”三个字盖倒了。我一看坏了,赶紧拿起影集说要到旁边晾晾,不想让他看到。不过梁先生还是发现了,说:“盖倒了啊!”我只好递给他看,脸都红了,说:“要不再盖一个吧?”他没有说话,仔细地看了看,再递给我,说:“算了,不盖了。”

    与一位“海归”的故事  

    有一次,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来了一位40来岁的留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海归”,是当时山东大学聘来的。梁先生听说他对西方文化颇有研究,就邀请他来演讲。 

    吃罢早餐,他就开始讲了,梁先生作陪。他首先谈西方文化有多么优越,西方社会是多么文明,然后对儒家文化表达不满,表示中国要富强,必须全盘吸收西方文化,因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救中国。 

    当时大家很紧张,因为这一番言辞和梁先生的主张大相径庭。但梁先生认真地听着,没有反感的意思。 

    哪知道这位“海归”接着说,对梁先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仍然提倡继承传统的事,不敢领教。边说着,慢慢弯腰,当着众多师生的面,给梁先生行了一个“封建”的跪拜礼。当时气氛凝重得很,几百双眼睛盯着梁先生,看他如何收场。只见梁先生心平气和,面露笑意,以礼相待,拱手将这位“海归”送出门口。

    骨灰安葬在邹平 

    1988年6月23日那天,梁漱溟说了句“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就逝世了,享年95岁。 

    1989年9月,梁先生的墓地在邹平黄山东南侧的半山腰落成。到现在有时间我就去那里走走,寄托哀思。 

    我觉得梁先生这个人很真,认真做事,认真做人,不违心,不虚伪,另外就是他敢说,他一生始终思考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有不满意的他就说出来,不避讳,1953年9月,他在大会上当众跟毛泽东顶撞,直接问毛泽东有没有雅量,你有雅量我就敬重你;如果没有,就将失去这份尊敬。这在当时的氛围下简直不可思议。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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